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救升值吃力将回流资金1500亿元但机构仍预测年底升值3%

上周五，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这是2003年8月以来央行第4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师梁红昨天在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这是央行最近三年以来做出的第二轮紧缩性宏观调控。与2003年相比，两次经济过热的根源是一样的，就是汇率的问题。出口增长、顺差加大是造成央行货币政策压力的主要原因。

由于货币流动性过高，今年以来，央行相继采取了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发放定向票据等手段回收货币流动性。但年中数据显示，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未让高烧的经济降温，上半年信贷总量仍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这种状况下，是否加息成为央行面临的一个难题。上周五央行终于做出选择，宣布从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业内专家分析指出，这将冻结1500亿元的资金流动性，该措施出台后意味着央行短期内将不会继续加息。

根据央行公告，从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则暂时不动，继续执行现行存款准备金率。本月5日，央行已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7.5%上调到8%，因此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度调高存款准备金率。

此前，央行还提高了贷款利率，并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大量使用定向收紧的措施，3次发行共计2500亿元的定向票据。今年以来，央行通过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定向票据已经冻结货币流动性5500亿元。

然而，一系列的紧缩货币政策组合拳并未让高位运行的经济降温。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0.9%，比去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11.3%。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2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34%。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加息、发行定向票据等货币回笼手段仍将成为货币政策的主基调。

商报链接：巴克莱预计年底人民币再升3%

“到今年12月份，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升值3.1%，达到1美元兑7.75元人民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巴克莱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日前表示。他同时预计，未来美元/人民币日波动区间扩大至±1.5%，目前为±0.3%。

黄海洲是在7月21日出席巴克莱资本2006年度北京外汇论坛时做出上述表示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去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在整整1年的时间里升值幅度仅为1.4%左右。

黄海洲说：“中国有必要尽快采取措施来解决日益增长的外部失衡因素。我们预测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将达到过去1年的两倍，即到今年12月升值3.1%到1美元兑7.75元人民币，日交易波动幅度将扩大到±1.5%，相关调整政策有望在9月底之前正式出台。”

黄海洲解释说，由于中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外部失衡问题，在此背景下，升息显然不如升值效果好。“如果央行也认同上述观点，下半年的升值速度将加快。同时我们认为，9月份是进行相关调整的最佳时间。”黄海洲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黄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

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将面临更高的汇率风险。为规避这种风险，对金融工具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强。对此黄海洲表示：“在如何规避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方面，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得到专业性指导。当汇率波动幅度日渐增大时，政府应该提供适当的金融工具，以供企业采取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商报观察：宏观调控成了宏观“空调”？

7月21日，央行宣布将从8月15日起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本月内央行第二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此举被视为对3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GDP增长10.9%的一个回应。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10.2%，第二季度甚至达到11.3%。

在宏观调控两年后，GDP增长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值，反而大幅增长，宏观调控成了宏观“空调”，人们不由得要问，宏观调控的脚是踩在刹车上，还是在油门上？

由于预期的加息并没有出现，市场反应平淡。如果说利率调整是一种价格调控，那么准备金率的调整，事实上就是数量调控，等于直接冻结了部分货币的流动性。

为何央行会陷入外贸-升值、升值-加息、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诸多两难困境？在金融角度之外，我们从固定资产投资角度或许更能理解央行的困境。

我们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央行：央行A和央行B，央行A通过货币政策来宏观调控，而央行B则不断把白纸印成钞票，并且同样在市场流通，其结果如何？

那么现实中有没有央行B呢？

各个城市的国有土地储备中心，它是地方政府除税收之外最大的财政来源。尽管地方政府不能发钞，但是可以通过土地储备的形式来获利。

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不可交易的农地相当于印钞纸，通过政府的土地征用和储备制度，进而成为可交易的国有土地。这个流程与央行发钞颇为相似，具有“低成本、高面值”的特点。因此土地储备中心往往被称为“土地银行”。

200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其中大量投资最终落在了土地上。而国土资源部通过对2004年9月以来的用地进行检查发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

著名学者周其仁在2004年对长沙、宁波等几个城市调查发现，土地供应面积增长往往和贷款增长正相关。

建设用地的供给是社会总投资形成的重要条件。一般而言，建设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机构和个人的自有资本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本金；然后，经过土地的评估和抵押，又扩大了这些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银行信贷动员为社会总投资。

从另一个方面，地方政府在获得了土地交易收益以后，又重新投入城市改造等，从而又增加固定投资总量。

最后在央行A紧缩银根的同时，每个地方上的“土地央行”都在扩大“土根”，大大抵消了央行控制宏观调控的金融政策。

宏观调控的本质目标是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避免未来产能过剩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因此从金融手段调控固然重要，但作为市场三大要素的土地，从“土根”上宏观调控，是避免宏观调控成为宏观“空调”的另一个手段。

当然，中央政府从土根宏观调控的措施不是没有，但是不改变土地储备制度，不撤消地方的“土地央行”，宏观调控就难免变成“空调”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