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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历经近一年“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的艰苦谈判,吉林省政府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终于握手言欢—在国内率先尝试合作处置国有改制企业不良资产的新模式。
双方的这次合作之所以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是因为这次联手探索可能会成为振兴东北大战略中至关重要的突破。
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历经近3年的振兴战略之后,目前遭遇的最大难题就是金融问题,而金融问题中不良资产如何处置又是重中之重。
吉林省省长王珉,在去年上任伊始的一次当地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会上就指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需要金融业“领跑”,而关键在于如何高效的处置不良资产。
“振兴东北必须不良资产处置先行”,自去年开始,这一声音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赞同。
事实上,如今东北地区依然是全国不良资产最高的地区之一,其“真实不良资产情况并不乐观”。《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家振兴东北办获得的数据显示,东北三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平均不良资产率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资产管理公司待处理的不良资产平均处置率为72%。以经济总量最小的吉林省为例,2005年该省改制的816户企业尚有180亿元债务没有化解。
业内甚至流传说,“东北需要核销的不良贷款达一千多亿元”。而目前全国每年用来核销不良贷款的总额却仅有500亿元,即使将这些指标全部用在东北,也是远远不够。
吉林、辽宁等省份也为此前往重庆考察、取经,将希望寄托于不良资产处置的“重庆模式”,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拷贝无一成功”。
面对如此无奈,吉林省政府联合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今年7月率先推出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府合作处置不良资产的“吉林模式”。
这一模式能否成为化解东北振兴中的金融“毒瘤”—不良资产的一剂良方?
“吉林模式”首现
7月份,不良资产处置的“吉林模式”横空出世。
吉林省政府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经过近一年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协议—联手在国内率先尝试合作处置国有改制企业不良资产的新模式。
此前,因为“水土不服”,吉林方面放弃了“整体打包回购”的“重庆模式”。
不过,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责人过于强调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仍希望甚至坚持不良资产应该“免债”,因此某些地市至今不愿意参与到“吉林模式”中来。
全国首创不良资产处置新模式——“政企合作”
《中国经济周刊》独家获悉,吉林省政府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就合作处置吉林省国有改制企业不良资产的谈判,目前不仅已经达成协议,而且该协议草拟文本也已敲定,近期将正式和各地市签定具体的操作协议。
“谈判过程很是艰辛,瞪眼拍桌子的事情就更多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总经理冯然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吉林模式”的出世并非一帆风顺。
但艰难、辛苦之后,换来的结果也是令人兴奋的:此次政企合作处置不良资产尚属全国首例,双方寄希望于这样的合作来推进资产公司在今后运用市场化手段处置商业化收购资产。
据了解,吉林省政府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达成“合作委托处置”不良资产意向的金额为130亿元,其中,长春市占有16亿。
冯然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了处置的具体方法,“我们和吉林省政府首先组成一个处置审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是筛选改制企业的具体债权情况,然后将企业债权委托给各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处置,各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的监督下对所有改制企业进行逐户处置。
协议规定,政府预先支付给东方公司一定比例的预付款,在预付款比例内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回收的资金主要归还地方政府,超过比例以外的回收资金将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按相应的比例分成。
这种合作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政府也直接参与了处置不良资产。既可以结合改制使不良资产的回收作到最大化,也可以防止新的逃废债务行为。
“目前虽然模式的初步框架已经搭建好了,但能走多远,能不能走好自己心里也没底。”冯然坦率的说。
也曾“西去取经”—“重庆模式”在吉林水土不服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此前,吉林省也曾试图参照过“重庆模式”的“打包回购”方式,但由于政策、价格等因素影响,“重庆模式”在吉林显得水土不服。
吉林省的国企改革一直“非常困难”。
记者从吉林省银监局了解到,截止2005年,吉林816户国有工业企业改制成功,涉及账面资产928亿元、负债761.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82.1%,其中金融债务为309.58亿元。涉及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的金额为132.5亿元。
2005年5月,吉林省政府成立了化解改制企业金融债务的工作领导小组,在省国资委及九个地、市(州)搭建十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改制企业债务处置的平台。
吉林省财政专项拨付4.9亿元资本金。拟由各市(州)将企业债务逐一打包回购,原则是“坚持整体打包回购,凡是816户在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债务的企业,都要打在包内,整包出售,整包回购”。
按照原定计划,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拟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回购24.8亿元债务,但“我们的报价和他们的要价差距太大。”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一位人士透露说。
在他看来,其中首要原因还在于资产质量太差,“如果直接从银行接手,资产可能有优有劣;但经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转手到我们这里的,则全是劣质资产。”特别是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第二次商业性收购的工商银行不良资产的价格和政府能够接受的价格有一定的差距。
迄今为止,辽宁、吉林等地区都曾纷纷前往重庆考察“重庆模式”,但“没有一家成功拷贝。”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吉林省经济委员会一位官员则认为,“重庆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务院批准了重庆与中国工商银行之间的削债安排。目前全国这么做的只有天津和重庆两市。“地方政府和工行双方都卸掉了包袱,而损失则由中央财政承担了。”
“整体打包价格怎么确定,是整个债务处置的最核心问题,目前双方都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吉林省化解改制企业金融债务领导小组一位成员说。
“政企合作”的难题和风险
—国有改制企业不良资产处置是否理应免费,双方的收购成本和改革成本能否收回?
半年之后,也是2005年10月,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一行和吉林省政府进行了一次商讨,“那次,基本确定了合作处置的方式和方法”冯然说,“漫长的谈判才由此开始”。
合作处置方式刚出来的时候,包括政府在内的很多官员都不同意,大多数人认为处置国有改制企业的债务理应免费。
“这当中主要的矛盾点就是对不良资产的认识不同。”冯然说,资产管理公司是为了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回收,以减少金融债权的损失,而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安置企业下岗职工,地方政府的官员甚至多次带头来为企业说情“免债”。
冯然说,很多人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就是“讨债公司”;不良资产“有价无市”;不良资产被剥离之后债务人的债务就可以得到豁免等等,这些看法实际上正是表露出东北地区金融环境差的根本所在。
吉林省政府的“合作处置”思路是:双方“暂不谈价格”,而是根据资产包内每个企业的状况,共同进行评估,客观的对每户债务人进行处置。
在地方政府看来,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处置企业债务的优势在于,它有政府赋予的筹集改革成本、调整企业产业结构、重新配置资源的职能;它还可以调整土地用途,这已成为支付改革成本的主要来源之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比较单一,抵押的土地只是一个债权回购的保证形式,并没有处置权和所有权。”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助理总经理刘扩承认。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是,目前无法预期最后的处置结果,能不能达到其收购成本还很难说;地方政府的风险是,将来处置结果如何?能不能收回?改革成本最终需要多少?都无法估计。”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责人对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还存在误区,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有个别地市不愿意参与到合作处置的模式中来。”冯然坦言。
该模式的操作构架是:先由地方政府指令当地国有企业集团将银行债务分门别类打包,然后由本地国资委下属企业与银行(或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谈判,同时争取国家特殊政策,并用现金按一定打折收购率从银行手中买下这些不良资产包。
这一模式的关键点是,市政府得到国务院特批以20%左右的回购率,对当地国有企业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债务本息进行打折回购。
2004年,重庆市首次采取这种模式,由当地国资委以自己属下一家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资产管理公司(渝富公司)为操作平台,用国家开发银行的17亿元贷款,从工行手中回购了重庆市117家企业的80.1亿元的工行债务,让这些企业的土地、房产、设备得以解押。
重庆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重庆市通过以上操作,在去年,665户企业在工商银行150亿元的不良债务处置完成,使得这些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率下降了10%,而重庆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也从2004年的26%下降至13%。
资料:“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由地方政府出钱一次性买下国有改制企业欠银行的债务,按照债务总额的20%~30%一次性把这笔钱给商业银行,然后由当地国资委下属企业来具体处置。
如何切除不良资产这块“毒瘤”
在历经近3年的振兴战略之后,东北老工业基地抑制住了前些年经济下滑的势头。但巨额的不良资产和亟待改善的信用环境导致东北地区资金大量沉淀或外流,东北三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依然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东北三省的金融机构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拿不良资产这颗毒瘤开刀。
不良资产真实状况如何?
7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家振兴东北办获得的数据显示,东北三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平均不良资产率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资产管理公司待处理的不良资产平均处置率为72%。
从2004年以来年以来,中、建、交、工四大银行对不良贷款进行了二次剥离,大部分的不良资产已转移到信达、东方、华融、长城4家资产管理公司,促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
尽管如此,“东北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与国企改制未能形成相互衔接的机制。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只解决了银行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国家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宝国对记者说。
国家振兴东北办的数据显示,以经济总量最小的吉林省为例,2005年该省改制的816户企业尚有180亿元债务没有化解,其中东方资产公司就占了120亿元,处置难度很大。
2005年末,吉林省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多个百分点。
而在黑龙江省,截至2005年末,61%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信用等级在BBB级或以下,2005年国家支持的100个国债项目中,只有33个项目贷款到位。
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大,在工业领域尤为突出,这导致了经济发展模式偏重于行政色彩,而在经济振兴战略中,投资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的资本运作必不可少。
在吉林省的金融从业者看来,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振兴吉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要解决吉林发展的问题,金融是造血器官,而资金是血液。
吉林省社科院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向记者分析说,如果将吉林省经济比作一个食物链,最高层的是经济发展,其次是金融生态、投资环境、资金效率、信用环境等。如果具有造血器官的金融有问题,资金的运用效率就会很低。
一些受访的吉林省官员认为,作为“十一五”的开局年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二阶段的第一年,要提升当地的信用和投资环境,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就必须从金融环境上找原因。
如国家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所说,东北地区在国有企业脱困、不良资产处置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就要时刻去关注,防止其反弹。
“东北地区的真实不良资产情况并不十分乐观,”一位吉林省当地的学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打破金融瓶颈是振兴东北的首要之举,而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则是破解金融困局的先决条件。”长春税务学院副院长宋冬林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不光是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的金融机构目前面临首要问题,就要拿不良资产这颗毒瘤开刀。
不良资产不能全由国家政策免债
对于东北地区巨额不良贷款率形成的原因,专家坦言,多数因为“历史的遗留”。
吉林省银监局局长吴跃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银行体系大量不良资产的生成根源,一是国有银行分担的国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包袱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二是国有银行分担的资源枯竭城市稳定成本和接续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三是环境保护等的资金缺口的“历史包袱”在银行体系的表现。
在黑龙江省,该省银监局曾在2000年对不良贷款的构成做过一次深入的调查。结果显示,黑龙江省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中,约有80%是1998年以前形成的,而且这一时期不良贷款的实际损失率约在50%以上。
对于这些历史原因形成的不良资产,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冯然认为,对事实上已经损失的政策性不良贷款,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前身作为国家专业银行时期形成的行业性不良贷款,应该比照2003年下发的中央11号文件中,关于历史欠税予以豁免的政策给予资产管理公司相应的核销政策来解决。
冯然希望能藉此对东三省历史上形成的不良资产予以核销。一些业内人士也发出相同的声音。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曾撰文指出,在政府注资方面,除了通过中央政府、国有银行的总行等注资外,也应当考虑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利。在处置金融体系的历史包袱上,可以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处置国有资产的必要权利,多渠道解决不良资产的历史包袱。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现在一部分不是由‘历史问题’引发的不良资产也想用‘国家政策’来免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冯然总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振兴东北应先改革金融体制
东北三省的困难不仅仅集中在国有改制企业的不良资产方面。银行业的历史包袱沉重,并没有根本上起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成为东北三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为何“吉林存款”变成了“外地贷款”
一直以来,中央对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良贷款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如果说不良贷款是由于政府干预或者是政策性提令批示形成的,只要有足够的证据,中央都会认帐。”吉林社科院的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然而,东北三省的困难不仅仅集中在不良贷款方面。2006年6月26日,在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吉林省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作了题为“我省地方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的发言并提出,将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当作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目前吉林省地方金融改革仍处在起步阶段,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而发达省份的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已经向全国性、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吉林省政府金融办主任佟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吉林省银监局局长吴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吉林省设置的分支机构仅有3家,外资金融机构还没有在吉林省设置任何机构。
“近年来吉林经济发展较快,但与沿海发达省份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吴跃说,他与银行的负责人座谈时,在谈到为何其他银行不到吉林省设分支机构时,行长们总是无奈地说,吉林省的优质企业和项目不是很多,社会信用状况也不是很好。
一家在长春的大型企业的研究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像他们这样拥有优质资产的企业,一般情况是几家银行同时来问:“你们需要钱吗?”看起来滑稽的事情,反映出了目前吉林省银行业存在的根本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吉林的分支机构在吸收了吉林省内的存款之后,苦于无门在本地放贷,所以大量的资金就流向了省外。”
此外,吴跃认为,历史包袱也不能忽视,“现在看来,吉林省银行业的历史包袱沉重,“不能有效起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吴跃说。
长春税务学院副院长宋冬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吉林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达、比例高和经营亏损等风险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记者从吉林省银监局据了解到,2005年末,吉林省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多个百分点。
“而这些原因使得大量信贷资金沉淀不能参与周转,银行可用资金减少,放贷能力减弱。”吴跃坦言,由于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行上收放款权限,地方中小银行机构包袱沉重,资本、资金实力有限,影响了银行对吉林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
记者在吉林省金融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文件中看到,吉林省贷款增长与GDP增长从2001年到2005年5年间的数据显示,吉林省贷款平均增长7.1%,低于同期GDP年平均增长3.5个百分点。2005年,吉林省贷款增长7.7%,低于同期GDP增长4.3个百分点。
另外,2005年,吉林省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增加244.8亿元,贷款减少1亿元,今年前6个月存款增加223.5亿元,而贷款减少3.2亿元,存差拉大。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吉林省投资环境欠佳,资金周转不通畅的表现,银行现在是有钱了,可是钱却花不到刀刃上。”吉林社科院的一位专家表示。
金融业改革核心:据宽融资渠道
存贷差巨大、资金流动性差等问题,并不只有金融从业者关心。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吉林金融业的发展,从我和银行在这10年间的关系就可以看透。”
他说,“原来是我追着银行要带贷款,现在是银行追着我送钱。吉林省有很多民营企业还处在资金匮乏的时段上,在吉林省的银行不愿贷给他们钱,可是外省的分行会跨区域来找他们合作。”
这位老总认为,吉林省本地银行业的环境不好。他指的“环境”就是吉林省的金融生态环境。据了解,2005年10月,在中国社科院颁布的全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排名上,东北三省的名次均在末尾。
对此,有专家认为,东北三省的金融业应该转型,而这个转型主要是围绕如何解决资金渠道的问题。比如:资金来源如何才能不单纯依靠银行贷款?资本市场为何不发达?
据吉林省政府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年末,吉林省共有上市公司36家,其中A股公司33家、H股公司4家(吉林化工兼有A股和H股)。另外,上市公司后备资源不足也成为吉林省资本市场的一大问题。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总额仅占全国的1.73%,而江苏省该比例为5%。(见表格)
资本市场的不发达,更进一步加剧了对金融市场的依赖。吉林省金融办主任佟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金融机构来化解省内资金约束的问题。”
长春税务学院副院长宋冬林:“振兴东北的金融战略应当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充分运用各种资本运作工具,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传统的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真正的振兴的。”
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庶明:“将金融资源投入能够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领域;积极开拓信贷市场,改进授权授信制度,从注重“垒大户”中走出来,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在促进东北振兴的同时,发展壮大自身实力。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建议东北各省政府联合组建东北振兴金融控股(集团)公司。通过换股的办法,将各城市政府持有的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租赁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的股权变成控股集团对这些机构的股权,各城市政府成为该控股公司的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