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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明年经济“保6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同意见炮火纷飞

2019-12-09 09: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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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经济需要“保6”吗?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的中国经济被两大意外所笼罩。一是中美经贸摩擦局势突变,特朗普对华关税不断升级,中国则反制强硬回击,两国经贸摩擦在“升级-复谈-再升级-再复谈”的波折中不断加剧。二是面对严峻的内外部环境,防风险措施不松反紧,房地产融资和金融整治力度超出预期。

在此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触及政府工作报告增速6-6.5%的下限。对此,两种相反的观点涌现。社科院余永定主张,GDP增速触6之后应当“刹车”,“宁愿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学家陆挺等则认为,应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

对此,笔者认为,2020年不应当把目标定为“保6”,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已经采取一定刺激措施,但效果不佳;二是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三是过去的强刺激措施留下诸多后遗症,如果为“保6”而重启强刺激,可能影响防风险等政策目标完成,从而得不偿失。

保增长措施已经在起作用

事实上,中国已经使用了适度刺激。去年以来的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决策层对于短期保增长仍然高度重视,逆周期调控从未缺席。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年内两次实施全面降准,合计1.5个百分点、释放中长期资金约2.4万亿元;分三次对部分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2800亿元;定向支持中小微及民营企业,三次实施TMLF操作,释放资金超过8200亿元;合理运用价格工具,推出LPR新报价机制后,LPR已三次下调,1年期品种已合计降低16个BP。此外,MLF、公开市场操作(OMO)也始终发挥作用,应对包商事件等短期冲击,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财政方面,减税降费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5109亿元,新增社保降费2725亿元,完成全年进度的90%;其中增值税减税7035亿元,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叠加减税4426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减税1827亿元。

基建也是动作频频,今年新增专项债限额2.15万亿元,截至9月已全部发行完毕;6月中办国办发文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部分符合要求项目的资本金;9月国常会明确“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并扩大使用范围”。此外,11月国常会还明确下调部分领域基建项目的资本金比例。

不过,中国经济数据看上去仍然较弱,1-10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9%,制造业投资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这是否说明刺激未能奏效?笔者倾向于认为,虽然刺激的具体效果很难量化,但若无上述政策,中国经济可能早已“破6”,提前落入5区间,从而使悲观预期进一步强化。

外部环境仍将左右增长前景

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因此预计经济仍将受到外部环境约束。尽管中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双方有望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今年来两国经贸形势的反复波折表明,仍应警惕谈判不及预期的可能性。

此外,即便贸易协议短期内落实,已经加征的关税也不会全数取消,关税已经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挽回。定于12月15日对18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是否会推迟,将是谈判走向的关键风向标。

受贸易萎缩影响,海外经济走势亦难言乐观。作为全球经济景气的“金丝雀”,韩国出口连续12个月同比负增长,复苏尚需时日。美国消费仍有韧性,但企业已经在缩减投资,通过税改回流本土的利润主要进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支持有限,2020年GDP增速大概率回落到2以下。欧委会则将欧盟2020年经济增速下调至1.2%,出口导向的“火车头”德国仍是拖累。

同时,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将在2020年登场,不排除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地缘政治风险点有其他“黑天鹅”事件发生,甚至特朗普“出尔反尔”、达成再撕毁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也不是毫无可能。一旦外部环境恶化程度超预期,那么“保6”一来难度大,二来无必要。

深化改革开放,避免强刺激

最重要的是,过去面临经济压力时,中国往往采取强刺激,这些刺激政策尽管短期内对中国经济起到了稳增长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张,潜在增速下降,刺激效果也在边际减弱。

强刺激还留下不少后遗症。笔者曾在《反思“四万亿”恐惧症》中指出,“四万亿”在中国经济濒临硬着陆之际推出,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四万亿”的主要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存在诸多弊端,造成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部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仅以房价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每一轮刺激均伴随着房价大幅上涨。笔者通过金融机构境内住户贷款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计算,发现2018年这一比例达到122%。以国际清算银行口径的居民偿付比率(即使用剩余加权平均期限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居民债务现值)作为杠杆率指标,可以得出中国居民杠杆率为10.32%,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

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仍将很大程度延续目前的政策思路。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短期不将其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中期坚持“房住不炒”,遏制房地产高杠杆风险,降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只有在经济下行压力触及底线或房企资金链风险加剧,才可能出现“因城施策”的边际微调。

财政方面,专项债提前下发带动基建投资将成为政策主线,但与之前大规模刺激的情景不同,2020年将以通信“新基建”为主要发力点。货币方面,央行行长易纲表示“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货币政策框架将协调稳增长与降成本的关系,并逐渐从数量调控为主转变为价格调控为主。

至关重要的是,应当尽可能达成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当前一些媒体强硬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应当取消加增关税,但这并不切实际,因为一旦触及取消加增关税,谈判将涉及政府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深水区”,双方的拉锯必然升级,造成进一步拖延。笔者认为,第一阶段仍应聚焦在美方取消加增新的关税和中方购买美国农产品,这方面应该可以达成协议。

2020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存在取舍,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大创新研发等途径提升效率。特别是,借助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继续以开放回应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性原则,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改革开放取得实效,取得更大的中长期的收益,即便未来经济增速换挡、进入5时代,也比靠强刺激取得6的增长更加健康。

陆廷:保6有必要吗?能保6吗?和余永定教授商榷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应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注重投资效率,不能因为增加财政投资而给市场带来太多扭曲。当前经济基本面下,如何刺激比刺激规模更为重要

12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在《财经》杂志发表题为“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的文章。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为制定2020年GDP增速目标和宏观政策定下基调,而社会上对几个关键经济问题的看法分歧较大。这种背景下余教授旗帜鲜明的观点获得了高度关注。余教授是备受尊敬的学者,但这篇文章里不少观点和推论方法值得商榷。

在我们看来,当前主要受内需下滑影响,经济减速过快,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但“6”不是绝对的下限,并非一个神圣的数字。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还在下行,以上一轮宽松周期的GDP增速来推算,目前潜在增速可能已降至6以下。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适度下调至“6%左右”,为低于6的经济增速留下空间。中国目前政策宽松的空间显著缩小,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恶化国际收支,因此得不偿失。政府应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注重投资效率,不能因为增加财政投资而给市场带来太多扭曲。当前经济基本面下,如何刺激比刺激规模更为重要。在执行宽松政策的同时需要推动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这样才能减缓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维持经济的繁荣稳定。

余教授的文章涉及众多热点问题,我们总结为以下几点:

· 中国潜在增速不好估计,未必在持续下降。余教授在1998年时做过潜在增速持续下降的预测并列出了原因,事后证明当时的预测是错的,所以他认为当前那些用类似原因来证明潜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推论也会错。理由是他1998年时罗列的原因是“慢变量”,过去21年这些慢变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 确定经济增速目标时,主要用通胀和财政状况这两个指标。目前这两个指标相对而言基本上是不错的。不能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也不要过高估计它的严重性。在财政状况恶化和经济增长下降这两害之中,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增长。不能让经济增速再向下突破6这个界限了。

·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4万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很多问题不是4万亿造成的,而是4万亿退出太快造成的。政府2010年底就退出了4万亿,退得太快。中国的问题是一会儿“踩油门”,一会儿“急刹车”,一冷一热造成很多问题。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利息率过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太多,顾此失彼。不应把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由于贸易战,中国增长前景雪上加霜,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冲贸易战的不利影响。在稳增长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应起到主导作用,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余教授相信中国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相信中国经济肯定能维持在6%以上甚至更高的增速。

余文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不能将4万亿污名化,货币政策目标不能太多,政府应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冲中美贸易战的不利影响,政府政策不能一会儿踩油门一会儿急刹车。但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余文没有说明为何6%显得如此重要神圣而成为一个界限,推论中有严重的逻辑问题,而且忽视了过去21年在中国发生的巨变。余文隐含假设当前经济增速过快下行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战,这与事实不符。余教授认为过去十年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是积极财政货币政策过早退出导致,言下之意是如果财政政策给力的话,中国过去十年的增速应该更高,这有违基本事实。余文说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增长,但忽视了不当的刺激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冲击。余教授相信中国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但除了提到2万亿美元的净资产,几乎没有涉及中国的国际收支和人民币的情况。余文对财政政策和政府负债定义较为模糊,一方面提到“中国财政政策已经在无声中扩张了”,另一方面却以官方财政赤字数据得出中国过去十年的主要问题是“4万亿退出太快造成的”。货币政策方面,余教授对利息率问题的看法,忽视了4万亿之后地方政府平台崛起带来的结构因素。余教授认为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但几乎没有提及在投资效率、经常项目和储蓄率、外债和人民币方面过去十年发生的大幅变化。接下来我们分别讨论这几个问题。

一、讨论潜在经济增速问题时不能刻舟求剑

一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速确实难以估计,复杂的模型只能用来作为参考,只有靠数年的实际增速推断才较为靠谱。中国的潜在增速1980-2010年之间基本维持在7%-11%之间,中间有较大波折,但不改大势。2010年后,经济增速逐步下滑,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了2019年三季度的6.0%,潜在增速下行明显。

余教授在对潜在经济增速判断方面的最大问题,“怎么解释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人口老龄化、环境制约、边际收益递减、改革滞后等等。……这种针对当前经济的分析是否正确?很多人回答说‘正确’。我要说‘错了’。以上是我在1998年就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所做的分析,如果1998年的分析是正确的,针对现在的经济情况分析还正确,说明它是没用的。”简单说来,就是余教授认为1998年时他用那些理由来预测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最后被证明是错的;现在谁再用这些理由来做相似的预测,也会是错的。

我们非常欣赏余教授自我批评的勇气,但必须看到,从1998年到现在21年了,这21年不短,即使是慢变量,21年间也有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更何况有些变量未必是满变量呢?余教授1998年的预测确实是错了,但世易时移,过去十年间这些变量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十年前到今天,使用这些变量来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行就比较靠谱。事实上,我们在2011年1月一篇名为“新十年新常态”的报告内,就用类似变量准确预测了过去9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

过去21年间中国发生巨变。改革方面,1998年时可以说是狂飙突进,住房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电信体制改革、商业银行坏账清理、进入WTO都是在1998及后面几年或是开启或是完成的。2000年2月中央“三个代表”提出前后,民营企业开始高速发展。这些改革奠定了后面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基础。制度改革有个边际难度快速上升的问题,2005年后经济高速增长甚至过热,改革难度明显加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政策的重心更是被稳增长和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政策所替代。

人口和就业方面,过去20年最大的变量首先是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年时中国农民工数量为7849万人,而到2010年为252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1.9%,而此后的8年年均增长率仅有2.2%,2015-201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1.3%。这中间道理很简单,中国在高速工业化前有一个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人群,但这个人群的数量是较为固定的,是一次性的,并非取之不尽的。 如果说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慢变量的话,农民工数量是一个快变量。

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也是一个快变量,原因恰恰在于中国的高储蓄和体制优势使得中国在基建方面进行了极为高效的巨额投资。可以说从1998到2013年左右,中国用了15年左右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半个多世纪才能完成的基建工程,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交通基建尤其如此。这些巨额投资在初期不仅直接拉动经济,而且回报较高,提升后续几年的经济增速,这在2003-2010年间表现非常明显。但是近年来,这种过往的巨额投资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边际收益快速下降的问题。事实上,过去十年中国投资与GDP之间的比例一直在45%左右,但GDP增速已经下降4个百分点,表明边际投资回报率确实在逐步下降,过去五年尤其明显。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高铁等全国性基建的投资规模出现拐点,城市基建开始成为基建主力,而城市基建的发起和主导权皆在面临软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2015年后以PPP方式再次崛起,地方隐性债务快速上升,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持续软化。三是过去几年的货币化棚改事实上将城市化重心转向中小城市,将大量信贷和土地资源导向中小城市,这和中国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大势相违背。四是同业尤其是银行间可转换大额存单的崛起,便于存款较少的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通过当地中小银行扩大借贷,进一步软化预算约束。

最后,即使是慢变量,和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21年间有些也有较大变化,未来十年变化会更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在过去几十年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说0-1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33.6%被腰斩到2010年的16.6%,只用了28年时间。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同2002年相比,中国20-3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到2030年下降一半,到16%左右。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考虑未来十年年轻人口占比快速下行这个事实吗?

从过去五年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的潜在增速

回顾过去五年,尽管实际GDP增速走出了一个“L”形,但实际上2014-2015两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行。2015年下半年的股灾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经济的逆周期调节措施,除了以人民币主动贬值来提升出口竞争力之外,大幅度刺激拉动内需,到2016年年中取得明显效果,经济开始反弹。2017年下半年本轮周期经济增速见顶,自2017年春季开始的“去杠杆”行动和秋季开始的环保行动导致经济增长在2018春季之后开始下行。

2016-2019年的经济增速都在6%-7%之间,但2015-2017年间货币财政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政策实验。这个研究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合理度量政策宽松程度的指标。一个较为全面的指标是央行的社会融资规模(简称社融),但我们在“局部性社会信用收缩背景下央行社融指标的缺陷” http://opinion.caixin.com/2019-11-27/101487835.html一文中专门指出这个指标的严重缺陷并做了修正。我们认为,央行的社融可能大幅低估了2015-2017年的实际信贷扩张速度和加杠杆的幅度。2016和2017年央行统计的存量社融增速分别为14.3%和14.5%,而经过我们修正后的广义社融增速为17.7%和16.0%,超过名义GDP增速分别达9.8和5.1个百分点。而2016年和2017年两年的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7%和6.8%。那么现在的社融增速是多少呢?2019年前十个月平均只有10.6%,2018年平均值为11.8%。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6-2017年虽然政府动用了专项建设债等大量资源,甚至通过直接印钞来推进货币化棚改,汽车购置税的减半甚至前置了大量汽车消费,那两年的实际GDP增速也就是6.8%左右。另外,2016-2017年全球经济处于上行周期,加上人民币贬值,外需也得到推动,因此我们可以较为确定地说2016-2017年间6.8%的实际GDP增速已经高于中国增长潜力。现在的广义社融比2016年低7个百分点左右,实际GDP增速只慢0.5个百分点,这种情况难于持续。如果广义社融下行保持现在的速度,基本可以肯定经济增速是要下行的,保6的难度是极大的。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主要来自何方?是否都是外需引起?

对周期的讨论极为重要。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就应该增长6.8%左右,可惜由于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压力过大,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所以应该加码刺激力度,一定要保6。余教授对于经济波动背后成因的看法大致如此。

事实上,如我们之前所言,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波动幅度较大,经过高强度刺激之后在2016-2017年的GDP增速在6.8%左右,应该说6.8%这个增速已经高于中国潜在增速。2018年春季以后经济增速回落的成因,外需为辅,内需为主。如果中国近来的经济波动纯粹是由外需推动,则政府或许应该更加加大刺激力度。但目前的经济下行主要是2016-2017年刺激政策本身带来的负面效应产生的,从房地产、汽车、重型机械、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方面,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这些板块的下行,一定程度上是回归均衡。汽车是一个经典案例。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底,乘用车购置税由10%减半至5%,2017年回调至7.5%,2018年再度调回10%。由于汽车是耐用品,这种减税方法实质上在2015-2017年前置了汽车购置,必然对后续的汽车销售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乘用车销售量增速从2015年的8.5%跃升到2016年15.9%,但2017年就下行到1.5%, 2018年则下滑到-6.0%,2019年前十个月同比增速继续下降到-8.3%。

当然,受中美贸易战和内需周期下行的双重冲击,经济增速应该已经调到潜在增速以下,因此,一定程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是必要的。但过犹不及,过大程度的刺激会导致再一次的需求前置,本身意义不大。刺激过于频繁,效果也未必明显。过去一轮刺激中,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银行资金的配置效率明显降低,投资效率堪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贸然开启新一轮的大规模刺激可能会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

二、过去十年的经济问题是积极财政货币政策过早退出导致的吗?

支持余教授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没有持续下降的一个关键论据是中国的财政政策不给力。言下之意是如果财政政策给力的话,中国过去十年的增速应该更高,当前经济增速不至于掉到6%。如余教授认为 “现在很多问题不是4万亿造成的,而是4万亿退出太快造成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持续了两年就退出了,退得太快。这种退出,也反映到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回降。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度超过50%,2012年几乎为零”。财政赤字方面,余教授指出“2008年之前中国财政赤字对GDP比很低,不到1%,2009年一下子增长到了2.8%。但第二年就开始下降,2010年是1.1%,三年就退出,后来不得不增加一点”。涉及信贷方面,余教授认为“2009年信贷增速极高,新增贷款是9.6万亿元,是非常快速的增长,但是第二年增速就大幅度下降了”,“我们的利息率金融危机之后也很快恢复到正常状态”。余教授对影子银行的理解是“ 2009年的时候,商业银行总部下达目标,商业银行求企业接受贷款,本来企业不想投资(市场不好),你非要我接受贷款,我投资了,没两年,又不借钱给我了。企业马上陷入资金链条断裂的窘境。为了活下去,只好千方百计找别人借。利息率肯定被推高,利息率一高,金融机构趁机牟利,影子银行就蓬勃发展起来”。

我们认为余教授对2008年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的解读有合理的地方,比如说2011年有些方面的退出可能过快了一点。但总的说来余文对一些关键事件的描述和事实出入很大。

首先,余教授确实正确指出了2011年下半年刺激政策退出过快的问题,2012年年初基建同比增速确实降到零附近。但主要原因毕竟是2009-2010两年由于天量刺激,基数过高。而且我们需要看到,温州银行危机发生之后,政府迅速调整政策,宽松政策得以延续。实际上,2012年全年中国的基建增速仍保持在13.7%的双位数。

其次,无论是央行的社融指标还是我们改进后的广义社融指标,2010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9.5%和28.0%, 比2009年的28.8%和26.9%都要快。我们的广义社融增速2011年下行到20.8%,2012年到16.8%,虽然增速下降了,但并非是暴跌。2011年秋季中央发现如温州等有些地方出现偿债危机时,快速调整了政策。 就人民币贷款而言,存量增速2009年确实高,达到30.1%,但那是特殊情况。2010年降到了21.2%,还是非常高的增速。

财政赤字方面,不能用诸如1%这样的官方数字作为财政刺激过早退出的论据。实际上,2008年后中国地方政府负债急剧上升是公认的事实,也是2009-2010年及后面几年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能保持高速增长的关键。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已达10.7万亿元,这个10.7万亿中绝大部分是2009-2010年这两年中新增的。到2013年6月这个数字就已经上升到17.9万亿元。把这些数字列入政府负债,应该不至于认为中国在财政刺激上退出太早,财政刺激太小。中国2013年的GDP 是59.3万亿,17.9万亿约为当年GDP的30%。可以说在2009-2012年期间,地方财政实际赤字平均每年约为GDP的9%,这个估计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最后在影子银行和利息方面,虽然数据缺乏,我们仍可以较为肯定地说影子银行资产端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借款,而不是什么民营非地产商的借款。 四万亿刺激计划确实功不可没,但其真正的后遗症是开启了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速举债的时代。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在危机之后政府清理整顿这些平台时,却瞻前顾后,每凡下了决心清理这些平台,让地方政府回归硬约束财政,都因为经济增速下降而不了了之。这些平台固然使得中国地方基建快速发展,但成本也是高昂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软约束,借款过多,挤压民营企业融资的空间,造成国进民退。二是这些平台对利率不敏感,从而推高市场平均借贷利率。央行确实在2010年10月开始加息,但到2011年就又把利率降回去了。而实际上不管央行政策利率如何,3年期以上的贷款类信托平均利率从2009年底到2015年底,基本上都维持在9%左右,这中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开发商是主要支撑力量。因此不是什么政府或央行过早退出宽松政策从而导致高利率,而是实际财政融资的高企托高了市场利率。高利率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过多资本流入又推高人民币币值,形成反馈效应。高利率和强汇率下,最终出口下行和民间投资下行,地产过度繁荣,制造业和出口行业遭受打击。本来2014-2015年政府确有另辟蹊径从股市着手解决上述问题,但国家牛市最终导致2015年6月下旬的股灾。

实际上,2014-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股灾使得经济下行雪上加霜,最终中央政府为稳增长开启了一轮新的需求刺激。这轮刺激的特征是以财政(包括准财政的政策性银行)配置资金为核心,以货币宽松和信贷刺激为基础。涉及消费的财政政策方面,2015年10月政府降低乘用车购置税;基建方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向邮政储蓄银行发行专项金融债,用于作为地方政府投入基建项目的资本金,规模总计约2万亿人民币。另外中央政府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但很快演变为变相让地方政府转道国企获得信贷资金,从而规避之前对地方政府举债的严格限制。房地产方面,除了大幅松动之前的紧缩政策之外,通过央行补充抵押贷款(PSL)这个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借道政策性银行,将总共约3.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投入三四线城市的货币化棚改,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和基建投资。政府拉动内需必然以扩张性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为根基。我们之前章节曾经讨论过,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可能大幅低估了2015-2017年的实际信贷扩张速度和加杠杆的幅度。

我们之所以花费大量笔墨复盘过去十年的一些关键经济数据和政策,是想说明除了个别时段外,和余教授的解读完全不同,政府不仅没有过早退出财政货币刺激,而是在连续三轮(2009-2010, 2011-2012,和 2015-2017)的宽松刺激过程中,不断提升了实际政府融资和政府支出在整个经济体中的比重。政府投资的成绩不容否定,中国基建在过去十年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必须同时客观地看到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比例过快上升导致的很多后果,其中包括民营企业的空间被挤压,贷款利率过高,甚至导致货币一度过度升值。 2014年后中国投资回报率大幅降低也和大量资金在地方政府间配置效率过低有很大关系。

三、中国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我们认为过去十年经过数轮宽松之后,以货币信贷扩张为基础的需求管理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根据我们的测算,2015-2017年间的信贷扩张速度远高于官方统计数字,因而随着P2P、股权质押等融资的萎缩,当前信贷增速实际上低于官方数字。随着2020年开始中资企业海外美元债到期规模显著上升,以目前的监管思路,2020年美元债净融资将大幅下跌,从而进一步降低实际信贷增速。为何政府的货币信贷刺激空间在大幅缩小?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

从经常项目盈余或者储蓄水平角度来看,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接近GDP的10%,外汇储备是GDP的40%,实际外债规模很小。当一个国家有较大的经常项目盈余时,如遇需求冲击便可大幅刺激消费和投资,而不至于担心因刺激导致经常项目转为逆差。但当一国经常项目顺差较小乃至出现逆差时,大幅刺激消费和投资则会加大逆差,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减少或外债增加。 中国过去十年中经常项目盈余与GDP的比例快速下降,到2018年降至0.4%左右,如考虑遗漏和误差项,可能已经出现逆差。2019年经常项目盈余有所提高,但遗漏和误差项也在快速上升,实际情况并未改善,而2020年随着出口继续减速,情况可能会恶化。当前中国外汇储备是GDP的20%左右,绝对值跟2014年中的历史高位相比下降了9000亿美元。中资企业海外美元债在2014年底存量还只有2700亿美元,目前达到8800亿美元。加上境外购入境内的债券,仅从债券角度统计,中国的外债自2014年以来已上升了约8000亿美元。当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外债上升、经常项目盈余萎缩乃至出现赤字、并且政府需要汇率保持大体稳定时,通过加杠杆来带动经济复苏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

投资回报率大幅降低是约束信贷刺激空间的另一重要因素。给定低回报率,以宽松货币政策为基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刺激效果较小,且会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过去几年中国投资回报率明显走低,这一方面体现在单位GDP增速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少中小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坏账率上升,银行被接管事件快速上行。而银行资产的下降直接会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使得政府在新一轮刺激时有所忌惮。 我们之前讨论过,近年来资产回报率快速下行有四个原因:一是城市基建开始成为基建主力,而主导城市基建的地方政府面临软预算约束。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2015年后以PPP方式再次崛起。三是过去几年的货币化棚改事实上将城市化重心转向中小城市,这和中国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大势相违背。四是同业崛起进一步软化了预算约束。

换一个角度来看,结合上述两项因素,当前中国货币信贷政策的一个关键约束就是汇率。 如果信贷增速过快,但回报过低,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尤其是部分信贷增长由外债支撑时更是如此。若政府通过干预来维持人民币稳定,人民币币值出现高估,则会给出口施压,同时鼓励进口,从而使得经常项目盈余下降乃至出现赤字。假如政府拒绝动用外储来弥补赤字,高估的人民币一般会导致外债上升。如果一国出现外债上升过快及投资回报率降低时,金融风险就会累积,加大贬值压力,这种负循环一旦形成,对一国经济将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也会导致资本外逃,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人民币是被低估的,现在几乎无人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反而颇有一些人认为人民币是被高估的。人民币被低估时,央行放水就有较大空间;人民币不再被低估时,这个放水空间就缩小,尤其是在投资回报率降低的情况下。

最后我们谈一下债务问题。余文中颇有一些真知灼见,比如不必对高企的M2/GDP比例过于担心。有关中国公司杠杆率过高,降低杠杆率的最好办法不是对企业断贷,而是想办法通过改革和其他方法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但是我们认为,关于债务和杠杆的问题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还是此一时彼一时,不能拿过去的路径来判断未来。二是没有考虑实际上快速增长的外债和恶化的经常项目。三是忽视了快速上升的家庭债务。四是忽视了近年来快速下行的投资效率所导致的债务质量恶化的问题。

余文中提到“当年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政府的预算外债务(或然债务)非常大,占GDP的比例高达74%-106%——事后证明,中国当时的政府债务(即便包括或然债务)并非像世界银行估计的那么严重”。从中间一些细节来判断,应该是90年代末时候的估计。事后来看,90年代末时,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包括私有化中小国企和住房制度等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开放,加入WTO,大幅清理银行坏账。后续十年将近两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国民储蓄飞速上升,累积大量贸易盈余,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上扬,迎来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黄金的十年,即使中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2001-2010年间的GDP平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0.6%。可以说这种发展机遇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不能以这种罕见的历史机遇来推断下个十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基本面。

余文中对债务问题的第二个误区是没有提到这几年快速上升的外债。一国内债再高,也总可以通过印钞解决,而外债的情况迥异。余文虽然提到了2万亿的海外净资产,但因为我们缺乏更具体的资产质量信息,所以不作评论。但有几点是肯定的。如前所述,仅从债券角度统计中国的外债自2014年以来已上升了约8000亿美元,这些数字是公开可查的。 另外,当前中国外汇储备是3.1万亿美元,跟2014年中的历史高位相比下降了约9000亿美元。当前外储与GDP的比例是20%左右,而在2008年时这个比例高达42%。因此仅从外债、外储与GDP的比例来看,今非昔比,我们进一步增加杠杆的空间确实比以前小了不少。

余文也忽视了中国飞速上升的家庭债务。中国目前156万亿的贷款存量中,54万亿是家庭贷款,其中43万亿是非经营贷款,其中29万亿是住房抵押贷款。家庭债务与GDP、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过去五年快速上升。 可以说,现在中国这个比例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不低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往往导致过度资金投向地产行业,因此考虑杠杆和负债时,不可忽视中国家庭债务的快速上升。

还有,余文几乎没有提到债务的质量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政府主导社会资金的配置,尤其是在投资支出方面。这方面如果做得好,可以不仅提升当年的总需求,还能给未来提供优质的资本存量;但如果做的不好,则徒然浪费资源,固然拉动了当年需求,却无法增加有效的资本存量,不能带来后续的产出。 如前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末时中国基础设施还非常落后,因此扩大财政支出的回报较高,不用考虑太多资金配置等因素。但此一时彼一时,给定中国当前较高的基建存量,若资金安排不当,回报率就会大大降低。我们认为近年来投资回报率已经大幅降低,其结果就是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直接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近日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指出,“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中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金融风险易发高发,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增多……重点机构和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增量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存量风险仍需进一步化解,金融市场对外部冲击高度敏感,市场异常波动风险不容忽视”,因此需要“稳妥化解中小银行局部性、结构性流动性风险,有序处置民营企业债券违约事件”。2019年5月以来,政府包括央行已经介入处理了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和哈尔滨银行等问题银行,目前尚有六家银行尚未公布其2018年年报。

四、2020年宏观政策如何破局?

在我们看来,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该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还在下行,潜在增速目前可能已经在6以下。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适度下调至“6%左右”,为低于6的经济增速留下空间。政府应该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放在制定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位置。在执行宽松政策的同时需真正推动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这样才能减缓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过去一年政府在扶持民营企业和减税方面已经迈开大步。在我们看来,一个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财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以及一些重要改革可能更多围绕此核心展开。

为防止因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过快下滑而导致的基建投资乏力,财政政策可更加积极。当前阻碍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投资回报太低,导致过多银行坏账和其他低质金融资产,增添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财政政策的关键是增加有效投资,这中间核心策略是宜疏不宜堵,顺势而为,推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连接人口密集地区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建设。

我们认为,大城市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基建和房地产的投资回报较高;分工更为复杂,除制造业之外,服务业也会产生大量就业;人口和人才集聚也有利于科研研发。在可预见的将来,年轻人必然加速向大城市流动。2019年中国高校毕业人数834万,而2019年出生婴儿数量可能低于1400万, 现在除了极个别一线城市外,大中城市几乎都在争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落户条件越来越低。过去几年,政府某些政策一方面限制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PSL和货币化棚改对三四线城市的地产和基建实施了一轮大规模的刺激。PSL在区域配置上效率不高,将资源过度集中到三四线城市,与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发展长期趋势是相违背的。可喜的是,2019年2月和4月,国家发改委先后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和《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大城市在城市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前,中共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为这一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指南。我们预计2020年政府基建支出将更倾向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要保持经济增速稳定,房地产行业要避免大起大落。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贡献加总起来超过25%,短期内其他新兴产业还难于替代房地产的地位;而且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大城市的住房刚需还很强,所以我们预计政府会全盘考虑,会及时对房地产政策作出一些微调预调,以避免房地产行业的硬着陆。此外,由于房地产企业的高杠杆,尤其是大量境内外的存量债券,我们预计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也会采取软着陆的调控方式,避免急踩刹车,以防止触发金融风险事件。

和上面城市化的思路先呼应,我们认为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原则下,真正的长效机制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和供给测改革的思路来防止大中城市房价过快上升。住宅和公共建设用地的供给应该和就业、人口或者参加社保人数等指标挂钩。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可与这些指标挂钩。在增加大中城市住宅用地供应和提供足够数量公共保障住房的前提下,可考虑逐步分阶段放松这些城市的商品房限价。这个过程中为避免区域差距和民众贫富差距扩大,可鼓励大城市吸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鼓励设立更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我们看来,避免出现大量留守儿童,让农民工子弟跟随父母居住,在父母就业地上学是最有效的扶贫政策之一。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宅基地改革,让在就业城市落户的农民工有权利处置自己在家乡的宅基地,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用宅基地复耕来换取落户城市的用地指标,这样就可以大幅提升宅基地的价值,同时在不减少耕地的前提下,为城市扩张提供土地。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和处置部分地区经营不善的中小银行结合起来。过去几年,不少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在去库存之后取得高速发展,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剧增,融资更为便利,投资也更大胆,摊子铺得较大。这些地方的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在此过程中也高速扩张。同时由于同业的发展,负债来自于全国各地,期限较短;而资产集中在本地,期限较长且质量堪忧。随着这些中小城市房地产板块的周期下行,政府卖地数量下降,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会出现较大萎缩,除对当地经济有直接冲击外,还会对这些城市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经营带来较大冲击。所以我们建议紧密关注此类城市的地方财政和融资平台,适度控制其负债,审慎审批其投资项目。政府及时组织各种资源控制这类城市中城商行和农商行的风险,加强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严格控制其同业负债,及时补充资本金,鼓励这些银行的合并,在关键时刻甚至动用央行作为最后借款人的角色来平息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

全球低利率环境之下应注重外债管理。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和负利率对我们来讲既是契机,也是风险;契机在于可以在国际上低成本融资,但借钱是要还的,外债尤其如此,因此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稳定的背景之下,也要注意控制外债,尤其是中资企业美元债的总量和结构。防止一些机构利用隐性的国家担保过度举债,以过高的利息举债。中国美元债存量已经从2014初的1500亿美元跃升到目前的8700亿美元。这方面我们有两个建议:(1)与其国内信贷政策偏紧,境外借贷偏松,不如收紧境外借债,适度放松境内信贷条件;(2)如果国际收支吃紧,可尽量让财政部或人民银行在境外发债,享受高等级的主权信用下的低利率。

刘世锦: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近日,经济学界展开保“6”大争论。

在今日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指出,认识这一问题需要澄清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过去近十年经济增速的回落?第二个问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能不能改变增长阶段的转换?

对于第一个经济形势的问题,刘世锦认为,近10年中国经济的回落是增长阶段的转换。“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是在6%以下。”

对于第二个政策取向的问题,刘世锦提出,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如果政策放得更松,试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他说。

刘世锦 资料图

“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

刘世锦提出,保“6”争议需要认清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在过去近10年开始逐渐回落。

“近10年的回落过程很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而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从过去10%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刘世锦说。

为什么会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刘世锦给出了四方面的解释:

第一,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在他看来,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整个工业化二三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进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区间。过去支持高投资的三大需求来源的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出现。在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以后,经济增长就会进入平台期,开始出现逐步回落。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从2012年开始,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人,最近几年减少的数据是四五百万人,而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

第三,可利用的技术减少。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他说。

第四,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消耗、碳排放量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指出,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时都由高速转向中速。其中,日本的经济增速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4.5%,韩国的经济增速在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出现在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他们最后算出来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刘世锦表示。

“中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

刘世锦认为,保“6”争议需要厘清的第二问题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能不能改变增长阶段的转换?

刘世锦提出的一个判断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在他看来,只有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放松宏观政策,才可能有效。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潜在增长率就像游泳池里的水面,平时我们看到这个水面是波动的,宏观政策可以让波动的幅度小一点,甚至把它熨平。但是水面由2米变成1.5米甚至变成1米,这个事情是宏观政策变不了的,是由另外的因素决定的。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刘世锦说。

近期,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在刘世锦看来,近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

此外,脱实向虚、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改变这些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想继续把货币政策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刘世锦说。

他指出,透支了未来增长潜力,短期来看能把经济硬撑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是以后一定会大起大落,而且某个时候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甚至出现危机。“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刘世锦认为,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

“现在看,略低于6%的增速,可以显现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他指出。

“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5%的增速不一定能保得住”

“5%到6%的经济增速符合中国现在潜在增长率的,而且要保持一个5%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实很不容易,难度相当大。一定要提出的是,中国的基数每年都在扩大,每年的新增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像2018年中国经济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的经济增量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中国的经济增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刘世锦说,基建、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来源的基本动能已经不足了,中国经济的增量也不能再依靠这三大需求来源,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5%的增速不一定能保得住。

“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看得见、抓不住。”刘世锦建议,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应该做好六件事情: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媒体:是否“保6”并非中国经济真问题 就业更值得重视

经济观察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撰文称,“我们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他表示,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我们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

余永定的观点在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议。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等经济学者都针对性撰文。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在经济持续下行的今天,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新的刺激政策,确保经济增长率在6%以上。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触及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限,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之外部也存在不少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市场对2020年的调控目标和政策基调高度关注。此时此刻,是否保6成为热议话题并不奇怪。

我们欢迎这样的争论。准确地研判经济脉搏是合理决策的前提,这离不开富于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就我们的理解,回答是否保6,需要分析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处在怎样的水平。如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保持在较6%更高的水平,恰当的政策组合或许可以有效拉动增长。如果经济潜在增长率处在6%的下方,甚至还会向下调整,采取刺激政策强行拉高增长率代价高昂不可取。

学界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研判并不一致,但大部分学者认同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速增长平台。以今天的经济规模,如果在6%乃至略低于6%的增长轨道上,中国能够在保证合适的就业水平的同时,顺利实现经济引擎的切换,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增长。

更现实的考量在于,中国仍处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阶段。市场出清尚未结束,稳杠杆才见成效,地方政府债务历经几轮清理,隐性债务的增加仍难真正遏止。在这种情况下,启动新的刺激政策,通过财政和货币扩张拉动大规模投资,以行政手段动员各种资源推升经济增长率,恐怕旧病未除,又添新疾。更何况,过去几年刺激政策的效用弱化已是现实。

基于此,我们相信,6%并非不可突破的界限,不过这并不表示决策部门无所作为。宏观调控意在防范经济大起大落。我们仍然需要增强预判预调,以合理的逆周期政策组合,平滑经济增长曲线。从这个角度理解,稳增长不意味着不惜代价死守一个数字指标。

经济增长率之外,更值得重视的也许是就业指标。当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领域时,新增就业岗位恐怕很难单纯指望大基建项目。城市需要有更大的包容心,而非动辄以各种名目将投身于它的人们拒之门外。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困难企业增多,都有可能减少就业岗位。这要求我们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完善各项社会保障。12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出台更多支持新增就业岗位的措施,抓紧清理取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的规定。恐怕也正是因为如此。

6%没有特殊的政策含义。只有不过分纠结于某个增长数字,我们才可能聚焦于经济中的真问题。比如民间投资仍在放缓,已经连续数月低于国有投资增速。这说明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预期不稳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如果以竞争中性原则为突破口,推动一场真正的变革,由此释放的增长潜力可能比单纯保“6”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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