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到底给中国带来何种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受到的打击是短期还是中长期？银行业、债券、股票、房地产和外汇市场遭遇的波动，对中国金融业造成何种压力？中央重申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解读“最大限度减少政府与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为解答以上问题，2020年5月19日晚，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联合“学习强国”等共同主办了第38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 “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展望”云端对话。

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本次会议。北大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光大证券(10.900, -0.22, -1.98%)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仇保兴、国务院参事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研究员袁钢明出席了本次线上论坛。

李稻葵首先与厉克奥博和ACCEPT研究院研究员李冰、郭美新共同发布了《保安全、稳民生、谋长远：全球疫情下的经济形势分析战略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此次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冲击，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将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未来二三十年的一些重要变化可能会被压缩在未来两三年内发生。因此，新冠疫情将大大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基于这一判断，《报告》建议今明两年我国的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应该统筹起来加以综合考虑，并提出保安全、稳民生、谋长远这三个方向性建议。

保安全方面，《报告》指出了当前国际环境由于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出现的恶化，同时也指出了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中期、产业升级关键期和信息化深化期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报告》重点强调我们要有战略思维，在诸如粮食安全、石油安全、产业链安全、金融安全、经济运行安全、产业升级安全等方面需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予以积极主动的回应。面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无底线的耍赖，我们必须予以坚决的反制，以斗促和，把美国拉回谈判桌，是我们安全的基本保证。稳民生方面，《报告》认为最主要的是稳住就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同时也要稳住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应对疫情冲击、重振经济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应本着以民生为优先、兼顾长期发展动力的“两条腿走路”的原则来发挥主导作用。

《报告》建议：(1)发行1.5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向全国中低收入群体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湖北人民发放现金补贴、向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2)扩大国开债发行规模，开启新一轮“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3)用国有资本划转来冲抵社保减费；(4)消除政策瓶颈，使汽车消费成为下一阶段拉动消费的主要动力。谋长远就是在中等收入人群倍增、新型城镇化、杠杆置换、国企改革、高水平深层次对外开放、做大中国的国际经济朋友圈等方面进行积极谋划，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李稻葵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要量力而行，只要能稳民生、保安全，能给长远的经济发展留足空间即可。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李稻葵表示这在中国并不可取，虽然美国借由美元霸权可以在短期内这样做，但中国由于人民币尚未国际化，靠印发货币的手段来消化财政赤字将会自投罗网、后患无穷。

傅成玉指出，不能就能源本身谈能源安全，中国不缺能源，但是能源结构尚不合理，表现为煤多油少，清洁能源较少。能源安全问题不仅看进出口，还需综合考虑国际能源供给消费关系、能源政治结盟关系、未来人民币美元的关系及美债等多方面因素。我国对石油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短期很难改变，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短期出现断供并非没有可能。需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和美债，推动货币形态到实物形态和实物形态到未来期货形态的转变。要和供应国组成贸易联盟，推动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增加石油储备，加大新能源基础设施投入，实现期货交易和实货交易相结合。

彭文生认为，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很大，所以全球从政府到央行都有非常强的和及时的政策反应，流动性比较宽松。投资者预期疫情是短期暂时性的，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所带来的上市公司的盈利下滑是短期暂时现象，再加上流动性宽松，可以看到美国股市有比较强劲的反弹。中国股市的表现应该说比美国表现得更有韧性，春节以后第一个交易日跌得比较多，后面波动性相对较小，今年总体表现不错。未来市场的走势还要看疫情的控制情况，不要关注全年的增长速度。首先，要以保民生为主要导向，关注生活质量，GDP下滑背后换来的生命安全无法用货币化的交易来衡量；其次，经济复苏态势大概率在下半年出现，要看下半年是否回到趋势增长水平。如果全球经济恢复，风险偏好上升，人民币明年受压概率不大。

董志勇指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深刻，前所未有，但下行压力不能全归结为疫情。疫情是外生暂时和突发性的事件，虽然在很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不会改变中国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引起趋势性和系统性的偏离。货币政策方面应该适当降息和降准。降息力度和节奏应该和以前不同，是改革式、市场化、渐进式和结构性的降息，通过这样的利率传导机制改进流动性，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贷款的比重。货币政策方面的共识是国债、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券和专项债需要扩大，需要落实消费税下放地方，要增加国企利润的上缴，财政支出以人为本。要充分考虑政策成本，不宜实施强刺激的政策。经济下行不一定是坏事，其实是市场的自我修正和调节，强制性地挤出泡沫，淘汰落后产能和刺激创新。疫情之后还是要依靠看不见的手来恢复经济的正常秩序，政府在采取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时候应该注意划分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权责界限，着力培育有助于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外部环境，不能使这次疫情防控成为政府越位扩权的契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考虑是否实行由市场价格而非行政指令配置资源，是否向国企和民企提供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公平环境，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

姚景源建议，由于疫情突如其来，今年不宜设定GDP的具体目标。GDP目标设定太高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会带来通货膨胀风险。他认为GDP核算高度量化了经济活动，在改革开发初期追求GDP增速是历史需要，但GDP只能代表总量，不包含分配结构，且GDP本身不显示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GDP而付出的成本。姚景源预测今年GDP增速二季度会转正，三四季度会达到6%以上。他指出中国中长期发展需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建议用一系列民生指标(比如新增就业和就业率等)来全面看待小康水平。

仇保兴表示，城镇化有一个量到质的过程，数量上的城镇化已进入拐点，质量上的城镇化刚刚开始。质量上的城镇化包括：住房的消费升级、老旧小区的改造，以及人口向都市圈和优势地区集中。仇保兴表示在经济危机中，相比外贸和消费，只有投资可以主动操作，但是投资一定要投得准，投到解决民生的问题，投到经济的短板问题，投到能够产生短期和长期效益的问题上。老旧小区改造是投资的重要方向。政府今年要改造老旧小区700万套，总投入达一万亿。现有老旧小区总规模有一百亿平方米，按一平方米投入一千元，总共十万亿。他总结根据以往经验，建筑业每增加14万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一个就业岗位，而且还可以带动汽车和家电等其他产业的发展。

袁钢明认为，美国经济现在非常困难，四月份零售额下降了16%以上，是大萧条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情况。由于高失业率，美国人民游行示威，要求放松管制，导致疫情反复。他判断由于疫苗研制成功还需要很长时间，美国6月份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袁钢明认为中国货币增长速度10%左右，利率还在一个合理的状态，财政赤字率在安全范围内，因此中国无论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厉克奥博认为，基于广泛调研，外企回流问题短期不足为惧，但长期可能会改变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贸易模式。外企选择留在中国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未来的利润。中国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一向非常友好，只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就不必太过担心，即使出现海外替代或完全回流，过程也会非常缓慢。同时，中国有非常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而外企一时难以在世界其他地区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当今的美国自身分裂，国际影响力下降，而科技是其王牌之一，因此中美科技脱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导致过去40年美国研发、中国生产的模式难以为继。我们需要加强自身的科技研发能力，经营好自己的内需，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如国企、民企、外企，只要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方面，都给予放开，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