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内外某些猜测相反，中国坚持积极引进外资这一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不断总结经验，适时调整策略，不失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性。而调整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正反映出这种理性的选择。

其实，中国调整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具有深刻的经济理性。外资可望从东道国取得的待遇，取决于他们能够给东道国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无非是以下几点：吸收海外资金以弥补东道国资本/外汇缺口；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取得海外销售渠道。而在这些方面，他们对中国的预期贡献已经或正趋向降低，成本却日益显著。

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在宏观层面上，中国资本/外汇缺口已成往事，出现了资本和外汇的相对过剩。这种过剩体现在，近10年来，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的“存差”逐步扩大，以及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

根据今年二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3.1万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2.8万亿元，存差高达10.3万亿元。在经常项目收支方面，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中国历年贸易收支均为顺差，且顺差额与日俱增——1995年以来，中国历年贸易顺差均超过100亿美元，2005年高达1019亿美元，创造了中国年度贸易顺差的历史最高纪录，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1至8月，我国贸易顺差又达到了946.5亿美元。

至于外汇缺口，更是彻底消失。1990年，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10.93亿美元；1996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50.29亿美元；而2005年一年增量就超过了2000亿美元，年末外汇储备余额高达8188.72亿美元。200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9411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引进外资、扩大贸易顺差，在储备资产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就要承担资产的收益差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至2003年间，拉丁美洲、东亚(日本除外)、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12.9%、14.7%和11.3%，全体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投资资本回报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当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资产+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内流”的结果组合，本质上不过是中国用海外低收益资产替换了国内高收益资产。为此，我们不仅牺牲了国民当前的消费，也牺牲了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而投资效率不高正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投资症结。

既然很多外资企业将中方提出的技术转让要求，当作意图侵犯其知识产权而坚决拒绝，甚至搬动本国政府同中国交涉；既然近两年来，在并购中国企业方面极为活跃的海外财务投资者们，并不可能在技术、经营管理、销售市场等方面给实体经济企业更多的帮助；既然外资企业对中国财政的贡献与他们的规模极其不成比例……那么，中国显然没有必要继续付出包括环境、工人收入、内资企业成长等方面的巨大代价维持对它们的超国民待遇。

对于我们而言，“逆向歧视”的外资超国民待遇已经不能不扭转了。这种歧视损害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其中又以妨碍其更新设备、提升产业结构和吸引人才等问题最为严重；这种歧视扭曲了企业行为，激励内资外流然后以“外资”身份回流，抑制了企业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激励他们不是劳心劳力地开展技术创新和改进生产管理，而是通过转换身份立竿见影地获取各种优惠；甚至对我国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也形成了潜移默化的损害。对于那些希望在中国奉公守法长期经营的外资企业而言，矫正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有利于他们在东道国社会长期立足，因为无论在哪一个东道国，外资企业享受额外优惠必然招致东道国社会的反弹，优惠力度越大，维持时间越长，遭到的反弹也会越强烈。

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一大根源在于消费率过低，消费率过低则源于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同时，在市场导向型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投资环境的另外一项重要因素是东道国市场容量及其增长潜力。国际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越来越多地是在选择接近庞大的消费市场。我们现在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多数还属于成本导向型投资，其目的是利用中国的低生产成本和高效率生产外销商品，但国际市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13亿中国人的产能提供足够的销售空间，我们必须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外资超国民待遇，听任外资企业压低工人薪酬，无异于损害自己的增长潜力和对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我们对外资实施适度限制、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归根结底，对于正常的海外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而言，只有宏观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国家才是投资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