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下半年以来，不少财经记者关切地注意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与他们一样穿梭于各级经济部门的人群中，除了平日并不少见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的项目申请人外，还出现了许多忙碌的“新身影”——一群平日里“一心一意抓生产、紧步急趋跑市场”的民营中小企业主。他们开始了另一种“为生存谋政策”的生活。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区域——南方沿海省市，随后，这些民营中小企业主“为生存谋政策”的路似乎越走越远。他们或单独行动，或行业有组织地纷纷出入于更高级别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经济主管部门。影响最大的一次发生在今年9月：广东东莞数家行业协会和珠江三角工业协会一起来京到商务部和其他经济决策部门上访。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样的事实：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轮子之一——“出口”就是由这些企业以“小草”一般的顽强精神推动的。民营经济发展之初，他们被人视为中国经济“后娘所生”，没有人了解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更没有人关注他们的生存。于是，民营经济学会并习惯了默默地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求生存、谋发展。

但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脚步加快，WTO的某一条贸易条例就能使苦心经营大半生的企业破产，汇率微弱的调动就能使仅仅5%的利润下降到所剩无几。民营经济变得“脆弱”，企业的生存景况越来越糟，经济夹缝中的“勇士”恍如一夜警醒：如果继续走这条“孤立”的路，其实就是“一条死路”。

曾经“一心埋头苦干，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民营企业深感“无助”，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存挣扎”：积极主动地与政府沟通联络，他们告诉记者，如果不了解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国际贸易准则和行业规定，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知”带来的死亡。同时，也必须向地方政府争取经济政策，争取税收优惠或者开辟融资方面的“快车道”。不仅如此，企业主还积极奔走于各类经济研究所，希望学者能够“支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民营企业家的举动引发了经济学家的思考：为何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宏观数据的映衬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真实世界——民营企业“悲惨的生存挣扎”。到底如此的增长惠及到了哪些经济实体？如果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的主体——中小企业无法产生良性互动，那么这种增长又能持续多久呢？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经济学家们纷纷呼吁正视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遭遇“瓶颈”；有人为创造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献计献策；更有人提出要关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正在呈现“悲惨增长”的特征。

无论如何，2005年验证了经济总量增长事实的同时，也把民营企业生存的“悲惨”写真无可辩驳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拥有“小草”一般顽强生命力的他们能在凶险莫测的世界经济体中生存和发展吗？这些贡献GDP的经济主力值得也应该得到媒体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

为此，本刊就经济增长中的一些较为沉重的话题走访了一些专家学者，还特别约请了来自温州的财经记者就当地制造业的生存近况及业主们的思考与困惑给予了相关报道。希望全社会在全神贯注“求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为高速增长承担成本的“血泪英雄”。本刊在等待社会群策群力的时候，更充满了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祝福。

调查1：一双温州鞋的悲壮和一群草根的成长

温州，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在敢为人先的温州人推动下，温州鞋成为了标记为“中国制造”的冲向海外数量最多的产品之一。自然，温州也成了我们选取作为解剖中国制造业悲惨前行的最佳“样本”。

“一小撮”想融入世界的温州商人，如“洪水猛兽”，以所向披靡的顽强创造性地迅速强占市场，也以破坏性的速度迅速毁掉市场。正是他们，在将自己推向国际市场的负面，

而这种来自民间的创富“运动”的激情背后，则是悲怆性的成长和自我消耗力量的释放——温州鞋业的浴火重生

“本店没有温州货”、“本店不卖温州鞋”。标榜商誉的提示标语挂在商场门口，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顾客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常常可见的抵制温州货的告示。

“如果不是武林门的一场大火烧了我们的鞋子，说不定我的商场还没有开得这么大。”卖鞋出身的章庆洪如今已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鞋商和江苏省很有些名气的商业地产老板，他的创业经历和心头之痛——“杭州武林门事件”，至今让他无法释怀。那是1987年的一个冬日，一群戴着大盖帽的人把一箱箱簇新的皮鞋倒进大火，章依稀记得。

时至今日，浴火重生的温州鞋业再度迅速发展，温州如今也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有统计表明，温州市上万家制鞋企业和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业已形成了年产值达1000亿规模的产业链，解决当地就业人口40万余人。这也得到了当地历届政府的重视，并不得不承认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温州鞋业不仅重新在国内名声再起，也漂洋过海，成为冲向海外的数量最多的标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之一。以俄罗斯为例，它是中国鞋类产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2004年，浙江省对俄罗斯外贸出口11.6亿美元，其中，鞋类产品约占2.4亿美元。2004年，浙江省240多家开展对俄罗斯贸易的制鞋企业，温州企业约占80%。目前，官方统计在俄罗斯的浙江商人有两三千人。“实际上这个数字相差十倍”，一位鞋商说。

温州，东汉被称之为东瓯国，因为地处东南一隅，隔江隔海，山峦低洼，人称瓯兜角。这个古时的政治边疆从来没有接受过长江黄河文化，边缘化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他们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人文个性。在温州当地土话里至今仍保留着形容他们“出格”时的表述“瓯兜相”，意思是做事风格比较简单，思维方式也很直接。温州商人亏本生意不做，有利润但有杀头危险的生意却是一定有人做的。他们宁可花钱了事，也不愿意绕来绕去。温州商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橹”。这个无法用更多词汇表达清楚的“橹”字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说信用，比如说做人，比如说道德规范。所谓“橹”字在词典里的解释就是划船的工具，而温州人理解的含义就是“舵”，把握方向，行云流水都有一个看起来很有规则的物理状态，这就是温州民间的一种简单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温州人犹如过河小卒，每当他们冲锋陷阵攻克一个个堡垒的时候，每当他们陷入“马后炮”威胁的危难时刻，都是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的，这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规矩。就如同一双温州鞋的悲壮，就所谓平日里温州人所说的“瓯兜相”，他们宁可坚持，也不会去破坏这种约定俗成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中的“橹”字。

改革开放26年，“敢为人先”把温州推向了风口浪尖，温州神话一路欢歌，独占鳌头。实际上，温州人只是按照自己“橹”的方式去做了，用他们的“价值观”的方式表达了，比如温州人“炒房”，他没有考虑什么时间有得住，而只考虑有没有升值的空间，比如卖鞋，质量价格从不考虑，只要有市场。那么这些被称之为“低小散”的边缘生意，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温州人就能够做起来，而且越做越大。“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800年前，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讥讽事功学说的“永嘉学派”，毫不留情。

对于温州鞋商的经营模式，虽然不少专家发表了指责的言论，但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却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相对于鞋商而言，理论上的降低成本与现实里的商务成本距离很大，理论上的专家在这些专业做鞋的老板面前可以说只是个文盲，对这个行业的专注和实践，专家们不见得比他们内行。鞋佬们没有耐心聆听专家们的‘空对空导弹’理论，这也难怪专家们质问‘为什么不走正规路线，而实际操作的鞋商最清楚市场需要他们怎么做。”

在洪振宁看来，一双温州鞋的悲壮，实际上印证了改革开放26年以来的伟大成果，反映了这座城市的草根文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财富的珍惜。前赴后继的温州鞋，艰难地“走出去”，沿着“黑吃灰”路径，向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就是温州鞋的悲壮——不被主流文化认同的“小土堆”的悲壮。

放在今天全球价值链下，温州人的“小有作为”始终没有被主流重视，并且处在历史的边缘。被舆论指责的温州商人旁门左道铤而走险的经营方式，正是他们的趋利性格使然。

“麻烦制造者”的烦恼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也将温州鞋业残酷地推向了制造业低端的边缘。尽管他们已经“走向世界”，但由于不懂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由于采取了不按牌理出牌的国际贸易增长方式，走灰色清关，结果低价倾销、假冒国际品牌等授人以柄的“国际事件”频发，成了“制造麻烦”输出地的温州顷刻间又引起了媒体的诸多关注和批评。如2004年的西班牙埃切尔烧鞋事件和2005年俄罗斯“3.12”拉鞋风波，“很受伤”的温州鞋商再次把温州拖入了国际舆论的口水泥潭。

“这次被俄罗斯拉去1亿或2亿鞋子对整个温州鞋革产业倒是影响不大，问题是这次俄罗斯拉鞋，下次尼日利亚扣鞋，如果引发全球封杀，相对于美国、西欧这些国家使用的方式‘文明’些，可能采取环保问题、技术壁垒、人权等等名义笑眯眯地封杀，比如说你使用胶水不合格，比如说你没有劳动保障，比如给你设置技术障碍，就像2001年欧盟针对温州打火机的CR法规。西班牙烧鞋事件是个征兆，温州鞋在全世界低成本低价格扩张遭遇围堵，靠一个温州民间鞋革协会实在是势单力簿，协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曾是温州市鞋革协会负责调查起草第一次俄罗斯拉鞋事件报告的行业内部人士郑旭峰同情地说。

“即使俄罗斯答应返还货物给我们，起码也要过了这个季节以后，那时，我们的棉鞋还能买给谁呢？如果按照关税罚款处理，我们又没有任何凭证。再说，补交税款还不如不要”。自认倒霉的鞋商不愿意再提这个话题。

温州大学经济学院谢健教授的解释是：温州人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先行者，靠的是灵活变通，不守别人的规则，打擦边球，冒险胆大的秉性，而这种“温州特色”的商业模式，与国际规范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扣鞋也好，烧鞋也好，是在所难免的。不只过去，不只现在，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存在。这种中国特色塑造的商业文化与一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政府层面的支持似乎也没有体现出来。“你赚钱你发财，我们没有逼你走出去”。一位温州基层政府部门官员对受难企业主说，“以前朱基总理都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有什么办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最高指示指导者商务部对“自己人”也只是发出了“走灰色清关和非正规路线是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对俄罗斯来说，打击走私和规范市场秩序政策丝毫不会改变”的警告。这是在今年3月份温州鞋商价值一亿多元的150个货柜被俄罗斯税警非法拉走后，中国商务部官员对“自己人”说的话。而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及如何妥善解决眼前的问题，则未见下文。

“别小看这些自生自灭的民营小企业，尽管有不少还是作坊式工厂，一旦货物出了问题，实际上会产生连锁反应。温州鞋革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协作很细，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行业都会受到牵连”，郑旭峰说。2002年他到北京呈送调查报告时，温州市政府指定由一位政府副秘书长前往游说。

1992年，创立不久的温州“哈杉”鞋业进入到俄罗斯不久，价值几千万的货物第一次遭到俄罗斯警察查抄，没有办法，其总经理王建平想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但一位外交官的回答显然让他很失望：“你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又没有请你们过来啊”。曾担任驻澳大利亚使馆商务领事的李月印也颇有感慨地说：“我们派往国外的国家商务外交人员，有没有真正地在为企业做事？更多的时候，我们外派人员只是一个接待国内高官组团来旅游的导游，把他们服务好，领导高兴，可这是我们外派人员真正要做的事情吗？”

入世三年，国际贸易磨擦不断，似乎愈演愈烈。在官话与民声之间，全球化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连连遭遇贸易壁垒和反倾销阻击，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民营企业？

自费改革或国家援手？

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情况如何？中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贸易摩擦案件与其他贸易国家或集团——例如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相比有何特点？这些国家或集团的政府及行业组织在争端解决过程中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完善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为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共同努力？

“游离于体制以外的民营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和融入本身没有障碍，只是他们太少了解相关的法律和WTO规则。”高朋天达律师事务所的余盛兴律师曾经代理多起国际贸易纠纷官司。他说，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在本土市场，面对政府主管部门、银行和税务甚至国内司法机关时都是游刃有余，但是为什么在国际贸易纠纷面前显得既缺防备之策，又无力争之势呢？

在一次次受伤之后，我们的企业是到了卖产品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制定应对国际贸易风险战略的时候了。比如面对风声日紧的欧盟对我国出口鞋反倾销，实际上欧盟相关法律规则对众多的民营企业是很有利的，如果他们早行动、细准备，贸易摩擦也不失为一次机会。而这样做，与外国政府采取行动之后手足无措相比要划算得多。

随着关税和贸易配额的逐渐降低，贸易壁垒呈现诸多新的表现形式，引发了更多、更复杂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利用WTO规则解决贸易摩擦，这也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上面临着严峻的反倾销问题已成事实，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也是事实。但民营企业既在国内市场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位置，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又显得有气无力，这种窘迫与困境，其实是个深层次的简单问题。

参加过乌拉圭回合谈判、现任上海市WTO事务咨询中心主任的李月印认为，国际贸易摩擦在国与国之间比如美国与加拿大，他们的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在工作层面上，中国完全应该有底气，特别是与俄罗斯交涉，毕竟其没有入世，我们手里有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利用我们的力量保护民营企业，让企业走出去，因为真正能走出去的正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一些政治意愿上的顾虑，我们最终解决可能就是两种结果。

当年作为WTO谈判代表的李月印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技术层面和官员意愿的表达方式时一针见血：“浙江的民营经济，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国际分工链条，中国制造是简单劳动和国际上的复杂劳动关系，我们是手脚公司，他们是头脑公司。在资源配置上、政府服务上我们落后于别人，比如温州的非公经济和河北的非公经济也不一样。这是个营商环境问题。比如统计方式，我们的方式叫‘规模以上的管起来’，他们做梦还想管，这就是北京情结。”

“如果说政府号召大家都去创名牌，世界上哪儿有这么多的名牌？针对行业特点和产业自身优势，温州鞋的低价扩张，不是长远之计，未来做制造业加工基地的路还有好长一段时间的路要走，如果拿这个行业与高科技产业对比是没有道理，也是没有可比性的，温州的产业定位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温州的土地等资源要素制约不可能吸引更多高科技产业的外资。如果有的话，还是一些传统产业的港商、台商和侨资，现在看这些产业转移得也差不多了。”时任温州市长的钱兴中曾是“中国鞋都”的创立者，在他退位以后看到温州鞋业错失自我提升机遇非常心急，在他看来，实际上温州市已经感觉到了在全球价值链下“温州制造”面临着自费改革和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的被动时期。

而据温州皮革工业协会介绍,随着商务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大大提高，制鞋业的制造优势正逐步消失。为完成制鞋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温州已经开始进行升级工作，其制定的《温州市制鞋行业科技进步纲要》力求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重大创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调查2：哈杉的曲线救国实践

几近蛮横的贸易壁垒和欧盟设限，2005年，对于温州鞋商来说是个非常时期。

不过，一家叫“哈杉”的鞋业公司走的路，却让人们在迷惘中看到了几分曙光。作为最早受难于“灰色清关”也是最早彻底撤出俄罗斯市场的温州鞋商之一，温州哈杉鞋业公司(下称哈杉)董事长王建平艰难地走进西非大陆，而他的梦想，就是把鞋子卖给不穿鞋的非洲人，并成为“非洲男鞋第一品牌”。恐怕，也只有温州商人敢冒这个险。

“靠牺牲环境为代价和消耗土地资源以及低附加值维持‘低小散’的生产加工很难经得起国际贸易冲突的风雨。”王给自己已在尼日利亚投下400多万美元的工厂找到创立国际品牌的理由：用八年时间学做鞋，七年时间学卖鞋，用十五年时间创立的“哈杉”品牌，“这里尽管有很多人不穿鞋子，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尼日利亚是OPEC成员国，‘哈杉’品牌在这个1.4亿人口的西非国家家喻户晓，算不算是非洲名牌？非洲名牌算不算是国际品牌？”深谙“营销学”的哈杉老板王建平反问记者。

“当前的问题在于国家有自己的战略框架，但是往往就停留在框架上，部委也没进行分解，行业更是糊里糊涂，而一盘散沙的民营企业走出去靠什么聚合呢？很多‘温州制造’的低端产品，以低价出名，也因低价而遭白眼。同时招来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抗议与反倾销调查。”王建平说。

从迪拜迂回到西非打开这个市场缺口的哈杉，在2004年上半年遇到了尼日利亚政府的进口禁令，包括哈杉男鞋在内的31种中国商品(现在项目已经扩大到41种)被列为违禁产品。这对在尼日利亚获得丰厚利润的哈杉来说，意味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放弃多年苦心经营的市场，要么以尼日利亚政府要求的投资方式“买门票”进入市场。

熟悉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治安等环境的王建平给出的结论是：“从鞋的生产方面看，哈杉现在只能在当地进行最后一道工序——成型，就连胶水和衬布都需要从中国进口。”但哈杉仍然投巨资在尼兴建生产流水线和相当规模的工厂，并将继续花大气力，培养本土管理人员，致力带动当地原辅材料、零配件产业的发展。以符合该国的利益，在当地形成具备一定能力的产业链和持续获得厂房和土地，因为这将对哈杉在尼日利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低调潜行的王建平，在温州同行面前几乎不提在海外开拓市场和投资过程中“辛酸史”。尽管在尼日利亚的生意做得如日中天，但在国内同行面前始终保持低调，没有人知道“哈杉”这个品牌，也很少有人知道老板王建平的名字。

最让人担心“安全问题”的非洲大陆越来越吸引温州商人，远征尼日利亚的温州鞋商，视这个总人口1.4亿的石油输出国为淘金的风水宝地。

按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和投资计划，到2007年，哈杉将在尼日利亚投资1300多万美元，建成拥有40000平方米厂房、10～12条成型流水线、10～12条针车流水线，年产皮鞋600万双的非洲最大制鞋跨国企业。

称“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建立销售渠道”的哈杉在尼日利亚投石问路，事实上走的是曲线救国之路，他的未来目标除了非洲和中东市场以外，东欧将是他们心中的“香格里拉”。

“未来欧盟是中国鞋业增长最快的市场，也是最大的市场。可以预见的是，因为首先他本身的传统行业就在衰落，其次新加入欧盟的这些国家原来制鞋业并不发达，所以这是新的市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很难越过产业转移和贸易壁垒沟壑的哈杉老板王建平对记者说。

据哈杉称，自2001年以来，他们累计在尼日利亚市场销售皮鞋200万双(包括在当地生产的25万双)，给尼日利亚政府创造了可观的500多万美元利税。

王建平认为：“外贸是小学生，引进外资是中学生，和外商合作营销中国产品是大学生。”惊呼“中国人已到了给全球打工的时候”的他强调“营销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对于在非洲的发展，王建平则认为，近五年来非洲战乱虽然相对减少，但武装冲突并没有结束。“事实上，我们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世界行走，也不都是有钱说了算的，在非洲，那些人端着冲锋枪说来就来的威胁，对于哈杉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了。”在和记者交流过程中，王认为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难以预料。但即使如此，他也不看好在国内的发展。

“受制于生产成本与国外进口商压价，以及国内同行恶意杀价，出口鞋的生产成本就占了90%，先是‘广交会’上被砍了一刀，一双鞋能赚多少？”在国际贸易中最想得到实际利益和受到保护的王建平说中国轻工产品想真正得到国际市场认可，最终是创立自己的品牌和销售终端，但是现在看起来市场很大，长远来说实际空间很小。“问题就在于我们制鞋业的销售和研发两端在那里？”

而从业人员仅为6.6万人的西班牙制鞋行业年产值竟高达13.7亿欧元，仅次于意大利，是欧洲第二制鞋大国。世界上最贵的鞋子和最有市场知名度的顶尖品牌和销售终端几乎都掌握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进口商手里，拥有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在中国人手里几乎没有。

“伤心往事”不愿再提的王建平，被“老外”欺负本来就不爽，总觉得再受外交官的气实在不是滋味。

他对记者说，我们国家闭关锁国长达200年，改革开放才20多年，加入WTO才三年，中国还没有做好融入世界的准备。如今我们在国家“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下，带着财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精英也欣喜地看到，过去的中国政府为了一张联合国的选票，从不考虑经济代价。而本届政府从过去的政治外交走向经济外交，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在崛起。中国商人走出去应该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更要遵循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哈杉走出去决非一帆风顺，现在之所以能够在非洲落地，背后还是国家的力量。

然而，由于受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贸易逆差的影响，非洲国家外贸政策不确定性的因素直接反应在说变就变的汇率上。尤其是想在当地落地注册公司，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如今，开始在当地运作的哈杉(尼日利亚)大西洋实业有限公司和投资400万美元的厂房与两条生产流水线正吸纳着当地200多号劳动力和全球300多位国际营销人才。

有人曾邀请王建平谈谈对欧盟设限的看法，王建平觉得，从整个国体和国力看我们“走出去”，企业表面上抱成团，其实思想并不统一，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上更多值得反思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王强调：“从外经贸的角度看当前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多的是需要加强与欧盟企业、协会的沟通与了解，游说公关，争取和解。协商协商讨论讨论，很多事情也许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了。我常常批评我们温州商会的‘老大’不会做老大，一有事就去商务部，到了商务部其实意味着事情就砸了，没有退路了才想起来找商务部来擦屁股。”

2004年哈杉收购意大利知名企业威尔逊制鞋公司，同时纳入哈杉(HAZAN)旗下的WTLSONSPORT、MICHELANGELO、TATA等一线品牌。紧接着与意大利合作建立哈杉·威尔逊鞋类研发中心，并购了具有成熟销售网络的中国台湾立将贸易公司。

哈杉的系列收购行动开始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也受到了温州市政府的关注。

一个想迅速成为国际品牌的用心和曲线迂回欧洲市场的实际目标的“哈杉大动作”还有一个真正用意，是争取获得温州15亩工业用地。

一个政府官员给王建平出的点子是：把在国外已经做过的四件大事打包捆绑到温州再搞一次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以引起当地政府重视。王建平透露哈杉不小心在温州出名的背后诱因是为了在自己的家乡建立哈杉温州研发中心。

“温州市政府的导向是招商引资，而哈杉并没有像康奈、红蜻蜓、奥康那样在国内称王称霸的行业荣誉，问题是哈杉又是典型的两头在外。”事实上，哈杉尝试的国际化道路最想表达的是自己“投资向外”，但这难以得到政府的支持。

温州是个资源匮乏的地方，随着土地资源日益金贵和劳动力成本增加，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资本走出去，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将是未来温州不可回避的选择。

“比如像我的厂房原来值2000万，现在升值到7000万元，我光出租厂房一年就有500万进账，我还要做鞋干吗？我做鞋不一定能赚500万。”王很清楚这15亩工业用地对于他来说是很奢侈的愿望。

“中国人走出去创国际名牌，市场不在国内，我这个哈杉从来没有在中国做广告，怎么可能会给我评选知名品牌和驰名商标呢，而我又没太多时间去与那批手里捏着‘荣誉’和政府资源的人公关。问题是即使我拥有这些称号或包装，国际上还是不承认的”，说起这件事情，王建平感到没有归宿感。

“很多时候，民营企业的公民待遇在发展过程中就有不平衡，比如说，广交会上的摊位安排，企业想进来，就得花大价钱，还有扩大再生产，就会遇到资金和土地问题，即使你有钱，你也没有时间把那些个部门摆平。实际上这些无形的东西很难计算真实的成本。”

王建平很希望中国政府对在外有一定地位和国际影响的民营名牌进行培养和扶持。

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

不久前的一份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到全国就业总量的75%以上，它的GDP总量占到全国GDP总量的50%以上。今年前三季度，个体私营经济进出口总额1624.1亿美元，增幅达到41.9%，高于全国商品进出口增幅18.2个百分点。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注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近2900万户，从业人员超过一亿人。

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在这些数字和新

闻的背后，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大多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最大的优势是成本优势。这使得这些企业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也是真正能够走出去的企业。但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目前已经成为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另外，我国加入WTO后，贸易磨擦的形式有了变化，并且对于制造业又有了新的要求，比如对职工待遇以及生存环境的要求，而这些无疑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竞争力减弱，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另外，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土地的供应，以及人民币币值的上升，都使成本的压力增大，使本来利润就很小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难以承受。

例如，江苏的小天鹅集团今年上半年销售高速增长，销售额高达60多亿，但利润只有区区几千万，几乎牙缝一松企业就将掉入亏损的深渊。小天鹅的情形也是当下整个“中国制造”的情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和去年相当的高速增长，工业增加值更是同比狂增16.1%，但奇怪的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却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1至7月份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1228亿元，同比增长55.5%。

技术进步推动成本上升外加遭遇国际资源价格上涨侵蚀利润，“中国制造”利润的狂降，民营企业日渐窘迫，特别是对于那些低于1%净利润仍然存活着的企业，以“悲惨”二字形容其真实的生存状况已经不再为过。

“悲惨”景况由何而来？

针对经济总量增加而中国制造业利润下滑的现象，有人不解，也有人思考。大部分人认为中国企业目前的“悲惨”状况是由于自身技术、品牌无法创新，中国企业处于世界价值链底端而导致的。

中国制造也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原料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中国不用付出资源成本，只付出廉价的、用之不尽的劳动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渐渐发现，在有关行业的利益链条中，外商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中国得到的是最小的一份，即微薄的加工费而已。

例如，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是由中国苏州企业贴牌生产的。这个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10美元，但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却只有两美元。这两美元还不是最终利润，其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剩下的1美元中，0.65美元用于支付来料费用，最后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国企业所得。再比如，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卖到欧洲只要两欧元一只。同样的打火机外国人买回去贴上牌子再拿到欧洲去卖，价格都在20欧元以上。

目前已经有舆论将中国企业比做“国际民工”。企业只是一个打工者，赚一点辛苦钱，利润的大头被前面的研发和后面的销售拿走了。但是，我们希望公众能够看到另一个事实：今年7月，人民币最终升值，人民币的升值无疑对改善贸易条件、减少贸易磨擦、消化过剩外汇储备等方面有利，但在这些好处的背后，却是要国内的众多企业来埋单的。

以纺织服装企业为例，在所有行业中受人民币升值冲击最大的无疑是纺织服装行业。有研究表明，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2%-6%，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较大。据了解，人民币升值对纺织行业的负面影响体现如下：假设产品出口价格和出口量保持不变，那升值的直接影响就是压缩行业利润空间，以2005年前3个月行业2.9%的利润率测算，若人民币升值2.9%，行业利润率即为0，生存也就危在旦夕。

目前民营企业的景况加速恶化，政府也就到了该认真思考如何为支撑GDP持续高速增长的“功臣”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政府，你该出手了！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步伐加快，中国企业以顽强不懈的精神在进行创新的同时，也开始四处奔走求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帮助，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关注。

政府在集中力量拼命赚取GDP增长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民营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小河无水大河浅”，政府有责任为企业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与生存环境。因为这种关怀将最终辐射到整个经济体上。目前，政府经济部门似乎更关注引进外资和经济开发区的基础建设，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官员的政绩。而对近二十年来经济繁荣的基石——制造型企业，除了给予他们需要创新、升级产品的提示外，并没有具体、有效的政策扶持。世界银行近日公布的《2005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在通过改革帮助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滞后，在企业经营环境宽松度方面，中国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1位。

面对凸现的企业困境，政府作为“家长”确实已经到了“该出手”的时候，特别是在加入WTO后过渡期，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政府应该利用手中的力量来引导和扶助我们的民营和中小型企业走出国门。

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应该是服务。有责任做到的应该有这样几条：要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企业的平等地位；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问题，对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完善对非公有制企业的信贷支持体系，尤其是解决有发展前途的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建立风险投资与信用担保体系；更重要的是在引导企业走出国门的时候，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建立切实可行的危机预警和应对处理机制。

2005年11月11日韩国对原产于中国的弹力丝进行反倾销调查

2005年10月28日南非对原产于中国的轮胎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2005年10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印度和印尼的格记录纸反倾销案和反补贴案作出有损害裁决

2005年9月20日澳大利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部分硅产品重新进行反倾销调查

2005年9月1日哥伦比亚对原产于中国的球类产品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

2005年8月5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氧化锌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

2005年8月4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管件启动反规避调查程序

2005年7月7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和越南的皮面鞋靴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2005年6月16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中国和法国的复合地板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2005年5月18日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绸缎发起反倾销调查

2004年5月17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中国和墨西哥的木制百叶窗帘和帘板作出倾销终裁

2005年4月1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进口音频处理集成电路进行“337”调查

2005年4月6日墨西哥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皮革及类似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观点：中国企业陷于悲惨增长境地

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运行依然稳健。2005年1-9月，GDP增长速度只微降0.1个百分点。然而，在增长速度几乎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利润增长却大幅下降。经济运行的结果显示，2005年中国一大批企业已明显陷入到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的“悲惨增长”境地。

一般而言，国际上企业陷于“悲惨增长”，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导致的供应大量增长，

使企业不得不降价促销从而造成利润下降甚至亏损。但中国企业陷于悲惨增长的原因比较特殊，主要是上下游价格变动差异扩大，资源侵蚀利润特别是国际资源价格上涨所致。

目前，上下游产业已形成事实上的价格“剪刀差”。按7月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产品价格中，燃料动力类、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原料类购进价格分别比去年同月上涨很多。其中，原油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31.4%，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1.1个百分点，汽油、煤油和柴油出厂价格分别上涨22.5%、18.3%和20%。石油如此，铁矿石等其他资源也如此，但下游产业的价格却难于上涨。其结果，就好比突然间出现了一把巨大的剪刀，将下游产业的利润大量向上游产业转移。

虽然当前工业增加值增长尚能维持16%的高位，企业效益却出现明显分化，相当一部分下游企业限于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的“悲惨式增长”。江苏小天鹅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高达60多亿元，但利润只有几千万，处于保本和亏损的边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一步显示，当前利润正大量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上游行业集中，新增利润的90%以上集中于石油等四大行业，而下游加工制造行业却因市场竞争或政府限价，无法进行价格传导，造成利润下降甚至亏损。

在全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与去年相当的情况下，2005年上半年全国工业实现利润增幅比去年同期急剧回落22.5个百分点。在39个工业大类中，除了新增利润最多的石油开采、钢铁、煤炭、化工、有色金属矿之外，化纤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材行业、电力行业、电子通信行业的利润都有所下降，有的下降了4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1075亿元，同比增加了5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543亿元，增加了84.4%。

由于上下游行业利润“剪刀差”的效应，一部分拥有资源和能源的北方省份经济提速，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了南盛北衰的局面。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的资源和能源人均储蓄量只相当于国际水平的1/3到1/5，因此，中国在国际上便是能源和资源的净进口国，这导致了宏观上的中国国内利润被迫向海外转移，中国企业整体效益大幅下降。这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中一个危险信号。

以数据为证。自1999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近5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2003年上涨了30%，2004年上涨了80%，今年初又上涨了71.5%。

随着国际资源价格上升，“中国制造”的利润加速外移，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大发横财，经济增长和外汇增长迅速。如，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俄罗斯已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行列，近年来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达7%左右，其居民的实际收入也大大增加。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储备更是不断增加，目前已达到1550亿美元，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减少到16%。

显然，这种局面如不及时改变，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就会日趋下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就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崩溃，从而引发中国经济的危机。

“中国制造”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是资源消耗太高、附加值太低，其赚取一元钱新增收入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大(参看左下图)。前苏联的经济规模曾经达到美国的70%，但突然崩溃了，原因在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美国的3倍到5倍。亚洲各国在增长很快的情况下突然遭遇危机，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增长的粗放。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投入产出效应日趋恶化的趋势实在是值得警惕。

从理论上讲，中国目前仍处于二元结构转换的时期，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因此应该很难出现经济增长崩溃的情形，但中国粗放型快速增长模式，在国际资源和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的确是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