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还让人大动感情的问题就是民工荒。

我国经济出现的民工荒，是难得一见的好现象。我国经济历来为就业所约束，为剩余劳动所困，现在竟然有了供不应求，劳动有了新的更好的选择而放弃原来的选择，这是中国经济历史性的进步。这种情形过去只出现在经济远比我们发达的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他们尽管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还因劳动紧张要进口劳动。对劳动的需求和选择增加自然要出新的价格，劳动当然也会增加收入。

但不少人却高兴不起来，民工荒，这个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进步，却成了他们谴责企业家的又一个理由。说是由于老板没有人性。我也知道老板并不都是好人。但是缺少民工成荒，而且普遍，就不能用老板的人性如何来解释。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以前就存在，为什么2002年前没有民工荒呢，难道很多老板的良心在2002年才大大变坏的？

问题还是要从需求变化来理解。2002年外需汹涌进入，增加了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当然包括劳动。查查过去几年那些民工大省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统计年鉴，就会发现他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都在增加。而这些东西的增加就意味着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加。在这些地方，如果当地就能找到工作，就意味着过去千里之外的工作成本增高，价高选择就少，于是两个三角洲出现了民工荒。民工荒并不是坏事，它至少反映了过去几年，繁荣在向中国内地蔓延，而且劳动的收入增加，市场好处有更多人分享。我在浙江台州路桥塑料工业区采访就了解到，过去七八百元请到的民工现在需要1500元。

2005年12月，联合国公布中国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说贫富悬殊开始恶化。张五常教授批评其是误导的指数，指出过去好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基尼系数不可能上升恶化。我同意张五常教授对不合常理常识的统计数据的有力批评。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被感情夸大。不相信一个靠制造业来获得增长的经济，一个能容纳许多人就业的，市场好处能为大多数人分享的经济，竟然会有统计数据所说的那样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如果真是那样，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除了恢复计划经济，由国家厘定工资标准外，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经济来缩小这种差距。用印度的IT经济？它的差距更大，平均日收入一美元的有三亿人。中国现在日均一美元收入的人已经减少到几千万人。

最近还有一省高官谴责企业不给民工涨工资。以为发工资老板可以任意给价，其实劳动力价格也是市场决定的。这如果是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先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买东西老和人讨价还价要买便宜，而不是嫌别人的东西便宜，要高价买进。事实上，任何企业如果真像有一些人要求的那么蠢，果真高价购进生产要素的话，也不会有民工增加工资，因为竞争中高成本企业早死了，民工没有地方领工资。当年英国人欧文和法国人傅立叶，就热衷进行凭感情和道义给人发工资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他们的乌托邦和公社很快就灰飞湮灭了。遗憾的是，至今许多人不明白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存在。

话说回来，我从2005年货车轮胎卖得不好推论(见本报247-248期第二版)，未来两年我们大概不会看到2002年以来的民工荒了，民工收入将不会有什么增加。货车轮胎卖不好，最终反映的是生意不好，交易不多；而交易不多就不会增加多少就业，就业没有增加收入从何增加？

推论民工收入不会增加，并没有加上政府将要推出的新农村建设。如果这方面有大的切实投资，情况就得另说。将要兴起的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留意。其一是政府的大笔投资，政府行为总要考虑吏治的约束。中国有繁重的反腐败任务，主要原因并不是一些官员特别坏，而是经济与政府还有太多的关系。市场发育中的中国应该尽量少劳驾政府。中国改革以来的增长和发展，除了中央政府摸着石头过河给了一个粗略的制度框架外，主角就是千千万万的市场英雄。其二，中国的发展还是靠城市化和市场化来减少农民，新农村建设需要避免城市化的成本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