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市场取向改革，早已由中央定了大局，又是人心所向，本以为学界不会再有什么争议。不想，最近却有学者长篇大论，把发展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归罪于市场化改革。作为学界中人不该袖手旁观，也谈一些想法，请读者赐教。

中国改走市场经济的路，我的观点，并非哪个政治家的个人主张，而是历史发展之必然。10多年前，邓小平讲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其时计划经济已经明显不济。旧体制运行了几十年，增速不低，但效益很差；而且，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实惠。按理讲，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不应该有重复建设才是，可那时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导致了巨大的浪费。

大凡过来人，对计划经济的弊端都会记忆犹新。按道理讲，计划经济总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一切大小事务，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可为何一旦执行起来就乱了章法？多数的解释，是政府计划手段不够先进(如没有高智能电脑)，信息反馈慢，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样讲不能说错，但未免显得过于肤浅。难道有先进电脑，计划经济就可起死回生？

显现绝对不是。摆明的事实，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也是最早拥有计算机的国家，当年在大学念书，我就学过他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学，什么投入产出表，什么经济运筹法，什么“影子价格”等等，高深莫测，神乎其神。其计划方法，不谓不高明；计划手段，也不谓不先进，可结果如何呢？经济始终还是不争气，国家最后走向了解体。

说到底，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计划经济所以失败，原因还得从政府的“人”身上去找。传统观点认为，政府都是大义为公的。可经济学家布坎南说，政府只是个抽象概念，最终要由人组成，因此，若要分析政府行为，必须从人性出发。他还说，政府里的人，其实与常人没有分别，既不能超凡脱俗，也非无所不能。

布坎南首开先河，把“经济人”引入政治学研究。此一创举，不仅打通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通道，而且也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让经济学对研究政府问题有了用武之地。比如，运用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推断政府行为，我们就不难明白，计划经济为何会失败？同时也能理解，中国为何要选择市场经济。

1960年，布坎南出版了《公共财政》一书，他指出，政府官员的最大化利益与企业家不同。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而政府官员不是。由于政府提供的是公共品，不仅难以盈利，就是赚了钱，官员也不能据为己有。因此，官员不会去关心政府盈利，他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威信与权力。正因如此，受其“威信与权力”的驱使，官员通常会挖空心思、不计代价地去扩张财政预算。

若不带偏见，应承认布坎南说的是对的。以往中国地方政府“跑部钱进”、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其实都是最好的例子。形象工程，说穿了是官员为升官创政绩；而跑部钱进，则也是官员为了争取更高的威信与权力。俗话说，财大气粗。手里掌控的资金越多，权力也就越大。而麻烦在于，官员手里有了钱，就得找地方使，如此一来，盲目上马自难避免，重复建设想卡也卡不住。

要追问的是，下面官员往上跑，为何还真能如愿以偿？科尔内说是由于“预算软约束”。而我的看法，是因为上头的官员也是“经济人”。若上头官员秉公办事，也不至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正钱是国家的，下面的人也是为地方，这样钱给谁都一样，是赚是赔，对审批者个人无关痛痒。要是有人得了好处，那更是肆无忌惮，明知不该给的钱，也可能大笔一挥，把损失推给国家去承担。

计划经济失败，原因大抵如此。

回头再说市场化改革。中国为何要转向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下，资源要由市场配置，而且投资者须自负盈亏。这样，不仅能减低投资的盲目性，而且还可大大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这个结论，并非笔者信口雌黄，我们同样也可由“最大化原理”推出。经济学讲最大化，是指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收益。成本一定，收益越大越好；收益一定，成本越低越好。

若从这个角度看，人们花钱办事，一定有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显然，第一种类型是市场经济；第四种类型，是典型的计划经济。

是的，我们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告别那种“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的计划经济。当然，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不意味市场经济就万能。经济学说，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以及存在外部效应，市场也会失灵，所以，政府对经济实施调控总是必要的。但要明白的是，政府调控不是搞计划经济。西方国家的政府调控司空见惯，可我们不能说他们也搞计划经济吧？

计划经济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主要靠行政手段，而且一杆子插到底，既管宏观又管企业；市场经济不同，政府调控是宏观调控，政府只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再有，我们摒弃计划经济，也不是反对企业有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是两码事，切不可张冠李戴，更不能把“企业计划”的重要性，当作否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