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http://www.eeo.com.cn/" target=_blank>经济观察报　　国际原油期货价为40美元/桶时也许是各种油品改革方案出台的好时机。

“成品油定价新机制与燃油税等一揽子改革方案其实早就做好了，今年如果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跌至40美元/桶，可能就会一并出台。”1月18日，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本报，他预测在今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下探至这一价位。

此前，就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路下跌之时，以及国内“油价下调”呼声一再高涨之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自1月14日，将汽油价格每吨降低220元，将航空煤油价格每吨降低90元。

不过，只有4%的下调幅度让业界很是“不爽”，认为油价下调并没到位，“如果油价是随着国际市场的上涨而上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不应只降一点。”

1月16日，国际原油期货价为51美元/桶，跌至20个月来最低点；之前曾有消息说，新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启动时机是国际原油价在50至55美元/桶时，业界因此对尚未出台的新定价机制充满了各种想象。

国内油价仍然偏低？

“但40美元才是一个妥善的出台时点。”上述人士说。那么，另一方面，如果依照此种逻辑，国内油价也应该相应做出多次下调，然而，这位人士认为国内油价(含税)与国际相比，仍然偏低。

其理由是，倘若从石油产业的生产效率水平的裸价与国际上比较，中国油价高于美、德、英等国家，仅低于法、日；而从成品油的完税价格比较，该价格体现消费者对成品油消费的负担水平，中国油价除高于美国外，均低于其他国家。

目前，中国成品油价格包括国家对生产、委托加工、进口汽油、柴油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汽油、柴油消费税，但未包括道路修建和养护的费用。

“这应该是两个价格体系，一个是国际油价，另一个是国内油价，说是要和国际接轨，可何时接与怎样接难度很大。”一位发改委专家说。

在专家看来，中国原油平均价格的40%受到国际原油涨价的影响，因为中国原油进口量约占原油总消费量的40%，加之国内原油开采成本短期内基本稳定。而根据国际经验，当原油价格占成品油价格的50%多时，国际原油价格的涨落对中国成品油总成本上涨(或下落)的影响可能仅为20%左右。

不过，中国能源网CIO韩晓平说，这次调价，单从油价来看，4%的降幅等于是没有动；而依据过去的经验，油价每降一次，接下去都将升几次，结果形成国内油价“跟涨不跟跌”的怪圈，此次调价是时隔一年零八个月的首次降价。

不过，此次小幅度降价也让中石油、中石化受到些许“挫折”。

之前不久，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在1月5日的中央企业负责人工作会议上说，虽然目前国际原油价格相对较低，但我国成品油价格也还是倒挂；为把油价控制在公众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我国对成品油进行了政府定价，而这个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的油价。

“实际上，现在油价已经不倒挂了，当国际油价在55-57美元之间，基本上炼油盈亏就持平了。”中石油华南销售公司的晏然认为。

此点位也被业界认为是发改委采取油价改革措施的时机，因为如果在国内成品油价格还没有达到石油加工企业盈亏平衡点的情况下降价，可能会影响市场供应。

不过，至于业界抱怨的油价降幅太低，上述权威人士解释，此举除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外，更是为下一步的改革方案出台做铺垫。

他说：“毕竟费改税还没有启动，包括资源成本等均未加进油价，这些都得预留空间。这样便不难理解，为何此次降价幅度不大了。”

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局限于油价的降与否问题，而是如何打破旧格局，构建一种市场经济的石油体系，换言之，是系统工程、是能源体制的一揽子重建与改革。

一揽子重建

“很多年前，我们就提出过最理想的成品油定价方案是将燃油税、资源税等税费等全部放在油价里。”上述发改委专家说，“但这在机制与体制上很难实现，比如全部放进油价里后，怎样再从油价中拿出来，无论是技术还是政策难度都很大。”

“而从国内现有石油价格形成机制看，虽然国内石油价格随着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不断调整，但政府对成品油价格的限制使之很难真实地反映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的影响以及国内市场供求关系。”晏然表示。

现有成品油定价机制，俗称“三地机制”，即上月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市场的价格加权平均值为定价基础，加上成品油流通费等，当三地成品油加权平均价格变动幅度超过8%时，国家发改委重新确定国内成品油的零售基准价。

而已经公开的成品油新定价形成机制为：国内汽、柴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有控制地接轨，原则上合理补偿炼油企业加工成本、适当盈利的原则确定。也俗称“原油成本法”，即以布伦特(Brent)、迪拜(Dubai)和米纳斯(Minas)三地原油价格为基准，从而盯住国际原油价格，由直接接轨，变成间接接轨。

“如果按照新的定价机制，炼厂出厂价将要涨1000多元，显然现在还没有实施。”晏然称。

但对此，韩晓平却认为，未来炼厂涨价应该要有凭据，去参照国际上的炼油标准再定价。“不过，根本还在于要理顺整个能源机制，而在高油价之下，这些则有可能做到。”他说。

提及“原油成本法”弊端，晏然表示，成本加利润实际上认可了既得利益。垄断行业最大的特点是“三高”：收入高，成本高，利润高。在没有充分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成本存在水分，加上工作效率低下，况且成本无法做实际判断，惟一只能是按照现在的成本作为标准，这就意味着接受石油企业低效率，不健全的成本效益核算，换言之是维护垄断行业收入和福利的既得利益。

更甚者，成本加利润，相对于总投入而言，就算是采用社会平均利润率来定，石油行业的实际利润率同样是很高的，这同样也是对垄断利益的一种认可。

“如何确定成本问题和利润问题，最终要靠市场自由竞争来判定。”晏然称。

他说，在目前市场垄断的情况下，若是政府介入利润的定价，那么水平的具体认定过程注定又是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过程，而只要有政府干预和利益主体的存在，权利和利益寻租可能就难以避免。“总之，应该积极推动资源税、能源税、燃油税等的推出，将民众承担的相应的能源隐性成本税费化、明朗化、法制化，还油价一个合理的本来面目。”

而这样的油价或许才是和国际油价接轨的真正前提。